台湾政治中二重侍从主义的由来与转变(2)

综上，国民党一方面垄断庞大的政治资源并对其掌控绝对支配权，以此吸引和拉拢台湾地方派系，从而形成国民党和本土势力间的一重侍从主义；另一方面，以地方派系为中介，聚拢地方选民，通过资源分配和利益输送形成地方派系和地方选民间的又一重侍从主义，整个过程形成了国民党统治初期赖以发展的二重侍从主义。

二、二重侍从主义的松动

二重侍从主义的建立和巩固，强化了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控制，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台湾的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二重侍从主义也随之逐渐松动。进入70年代后，台湾逐渐步入工业化社会，初步形成以出口加工工业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产生了大量与出口有关的中小企业，社会阶层由此产生重大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中产阶级。这类群体由于自身实力增强，不再满足于通过与国民党的侍从关系来获得资源与利益，而是想要自己掌控资源分配，这就需要获得政治权利，因此他们逐渐脱离原有的二重侍从主义结构，呼吁获得政治地位。

随着台湾社会形势的变化，党外运动迅速发展。蒋经国接班后，迫于内外压力开始进行“本土化”改革。但国民党有限的改革不但无法满足反对势力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欲望，反而因为对社会控制的放松激发了“党外”势力进一步发展。党外势力反对威权体制，要求政治改革，对二重侍从主义造成冲击。同时，随着台湾社会工业化的推进，传统的侍从主义赖以为基础的、广泛存在的血缘、情感、宗族等因素作用降低，社会阶层对地方选民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这对国民党的二重侍从主义又是一波冲击。

20世纪80年代后期蒋经国去世，国民党内部侍从结构受到很大震动，威权体制逐步瓦解；同时，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力大为下降，地方势力对其依赖度越来越低，甚至直接切断与国民党的关系自己寻求建立新的利益交换关系。逐步失去社会阶层这个“中间人”的二重侍从主义相当于断了最重要的环节，从而无法将党国阶层与地方选民进行有效的联结。至此，党国体制下的二重侍从主义完全松动甚至瓦解。但是，二重侍从主义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侍从主义同样走到末路，侍从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改头换面在政治生活中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当代台湾政治中的侍从主义

在当代台湾政治中，侍从主义结构仍然存在，国民党由于失去执政权，所以侍从结构表现并不明显。而此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执政党的民进党就值得一提了。民进党成立初期，恩庇—侍从结构还并未完全凸显。由于自身实力不够以及手中并没有大量的政治资源，党内并没有形成有强力领导核心的派系，大家各自为政。2000年民进党成为执政党，掌握台湾政权，拿到政治资源，党内有实力的大佬开始运用手中的资源笼络追随者和支持者。随之形成的诸如“谢系”“苏系”等派系就有了明显的恩庇—侍从主义特色，这些派系也逐渐被称为“侍从型派系”。在这些派系发展中，庇护者和被庇护者之间实现了利益互换，达成了利益共生。目前侍从型派系是民进党内派系组织结构的主流。

经过长期变迁，民进党内的恩庇—侍从结构逐渐成为派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结构，这种侍从结构联结的不是传统结构所说的政治菁英与大众，联结的是地位较高的政治菁英与地位较低的政治菁英，且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性。与此同时，侍从主义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民进党内派系结构从最初的派系共治逐渐演变为党内的“政治山头”，更加强调利益的互换。而围绕着利益交换，政治人物间的侍从结构又有了新的变化，即在原本各个独立的山头之上产生了更高阶的庇护者(陈水扁)。但是随着2008年民进党失去执政权以及陈水扁入狱，民进党内侍从主义的这种平衡被打破，此时谁都无法成为新的高阶庇护者。

蔡英文当选民进党主席后，民进党内各派系在党内资源分配上妥协且相对融洽，各派系都得到相对“公平”的安排，蔡英文成为党内共主，打造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英派”。2016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蔡英文利用手中资源，大量启用“英派”成员，有限向非“英派”成员开放行政部门和其他获利丰厚的职位，以此巩固自身地位。这是侍从主义的新发展，是侍从主义下的双重效忠，即建立在个别政治领袖(蔡英文)为中心、以政治资源分配为纽带联结起来的松散联盟，这种松散联盟既效忠于原派系，也效忠于“英派”。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113/4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