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人治人”的当代阐释(5)

(三)寻找公共善或横向理性是当代政治治理的要害

当代人们的人类学存在状态表明，公共政治生活越来越首先是一个文化公共性的问题，即在一个多元、差异的时代如何获得一种公共善、公共正义的问题，而日益不再是以往追求普遍、永恒的善和正义的问题。或者说，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难题是既要基于又要超越“谁之正义”，在诸善之间寻找重叠共识，在多元的合理理性之间寻找横向理性。例如，前已所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一个“谁”的美好生活问题，各自的美好生活之间往往是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使发展平衡起来、充分起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更需要寻找众多相互冲突、作为复数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公分母、最大公约数。

(四)注重公共性批判和建立反思性机制

“以人治人”和人类学方法、视野所凸显的主体间性就意味着一种平等的共在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导致一种简单追求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即前述的把“私意”之和的“众意”当作“公意”。如何才能尽量达到公意以维护大家的公共利益呢？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而只有一种不断历史生成的公共性批判方式，即由平等的主体就问题进行自由的辩驳，相信公开运用理性的作用，渐次能够接近公意。这种公共性批判一般是在公共领域中实现的，但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本质上具有社会学的性质，能把这种公共性批判体制化，即建立一种能容纳并敏感反应这种公共性批判的社会容器，以对社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在一个高度复杂的风险时代，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这样一种反思性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五)凸显公民的自我启蒙和教育

无论如何，“以人治人”都承认了处于被治理者位置的人的主体性，当我们无一例外地把现代化理解为合理化进程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合理化，也就蕴含着治理者的合理化和被治理者合理化这两个方面。从以往被忽视的被治理者合理化的角度看，事实上就是一种如何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摆脱不成熟、受监护、蒙昧状态的问题，这便是康德所经典定义的启蒙。当然，我们未必同意康德认为的人具有先验理性的观点，但总会认同每一个人有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过程，其中基于不断提升的主体性，自我教育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并不是说对民众的教育不再重要，而是说教育本身要日益转向教育被教育者如何实现自我教育。理性总是意味着对某种秩序的信仰，而教育本身就具有规训和治理的功能。因此，在一个讲究稳定、注重道德教化的国家，以理性为旨归的民众自我教育与启蒙，是“以人治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8.

[4] 沈湘平.价值观研究亟需自觉的人类学视角[J].哲学动态，2016(11)：5-11.

当今世界，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群体抑或整个人类，进行基于现代价值理念、思想方法的有效治理都是一个极其重要乃至急迫的现实问题。无古不成今，返本可开新，中国传统儒家的相关思想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都有着重要的启发。一解放思想是开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而思想更加解放则是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在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今天，回顾和总结40年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无疑是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们的重要甚至是最大的共识，人们也普遍认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向的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从前现代、不够现代到现代乃至更现代的过程。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在宏观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内蕴着从人治迈向法治的逻辑，也内蕴着对西方相关制度的学习借鉴。但是，中国语境中的法治和西方所理解的法治确实有所差异，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要尊重“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现实，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一)形成秩序先于自由的先验框架西方主流思想所理解的法治，总是意味着自由先于秩序的自由主义先验理解与架构，秩序作为一种有规则的状态，是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个人互动的结果，秩序的价值在于对自由的保障。而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独特的历史经历和文化想象，使得主流思想很早就形成一种安居乐业、国家稳定、天下太平的集体诉求——从儒家差等有序的礼制体系到百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人生领悟都可以看出来，这已经内化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心理基因、“心灵秩序”和文化本能。在近代以个人自由至上价值观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侵略下，先进的中国人也曾作过反思自己、学习他人的努力，但即使是以各种方式模仿西方的“自由秩序”，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也不得不把救亡图存作为首要任务，这事实上是在现代意义上再次确认了国家社会稳定对于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早期的艰辛探索中，历史记忆、现实环境等内外因素决定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人获得的所谓自由解放中的“自由”是中国历史情境中的“自由”。即使在自由被误用、被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始终维持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刚性秩序。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洞开后曾经引起的自由化“骚动”最终导致“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原则的明确，强调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在中国，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看，万事悠悠，离开这一条就是釜底抽薪，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问题来说，破解不了这个文化基因编码，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二)对超稳定结构的诉求根深蒂固众所周知，金观涛先生曾提出一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社会的观点，认为尽管存在动乱、革命和王朝更替，但中国古代的基本社会制度却得以保留下来。毛泽东也认为，虽然朝代更迭，但“百代都行秦政法”。其实，比制度更深层、更根本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中国文化追求超稳定状态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基因。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注重政统、道统、文统乃至治统、法统、学统以及各种各样崇拜传承的“源”“魂”“根”“脉”“气”“运”，以生生为德，以传统连续为善，以千秋万代为追求。即便时至今日，执政党从巩固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当然会主动进行一些改革，甚至是进行其所理解的全面深化改革，但其内在的超稳定诉求依然十分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确实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但也是决定中国执政党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化解各种风险、危机，让改革“跑赢”革命，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或者更为形象一点说就是，整个社会如同被拉卡托斯精致化了的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只要硬核不被证伪，保护带的修订甚至大幅改变并不构成整个范式的颠覆，这个硬核其实就是超稳定结构。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决定改革走向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思想也可作如是观。(三)拥有强大的道德教化传统与西方基于理智理性、形式理性最终孕育出法治传统不同，中国自古就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之道。源头可溯尧舜之际，最早记于周代的《诗》《书》之中，而“吾从周”的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正是这种道德教化以治国安邦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孔子强调治国分为“三部曲”：先“庶之”，然后“富之”，再然后“教之”；还认为“为政先礼”，礼为政之大本。《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大学》强调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方可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润与灌注，这种化民成俗的道德教化传统已经深入骨髓，即使是共产党执政之后也是如此——虽然发动过所谓的对文化进行反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其内在对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超乎想象，其“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与宋明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何其相似！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执政党高度强调文化自信，认为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民族复兴，从而特别重视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甚至出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2018年5月)，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此，一方面，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法治必然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那些试图很快全盘西化的思想确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公民并非一个自足的原子性存在，而是以分子的方式存在，在具有“民为本”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有处于被教化的受动的方面——邓小平明确说过“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1]。由于保持对民众教化上的优势或对自在状态民众的警惕，至少从形式上看，倒是比现代西方民主一般的民粹倾向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合理性。(四)有着独特的意识形态宣示与承诺理论上，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表达的是以往的制度需要完善，或者说直到目前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现代化；另一方面，表达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倒向西方模式。同时，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显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为根本，因为治理体系现代化本身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果和体现。当然，这里说的现代化之义，不是按照西方标准，而是以我为主，与时俱进地以新的方式最有效地解决新问题，形成比较成熟的体制机制。这里其实凸显了一个立基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上的第五大自信即能力自信。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向世界宣示、向人民承诺，她有能力独立自主地把中国治理好，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当然，作为治国理政对外延展的全球治理，她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为解决好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最好的方案、作出最好的贡献。2018年2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撰写了一个名为《七色中国》的研究报告，认为要从七个方面去认识中国：自给自足的文明；饱受屈辱的国家；第三世界的领袖；多极化的拥护者；信仰的传承人；笑到最后的人；高边疆的先行者。其中，“信仰的传承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现代中国是一个宗教感很弱、生活很世俗的国度，恰恰是执政党作为与众不同的“使命党”，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为这个国家及大多数民众提供了系统的观照和辩护。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放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中来看。事实上，习近平曾经多次强调过，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这样一来，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确实有个“谁的能力”“谁来治理”“治理谁”“治理得怎么样”的问题。毫无疑问，按照西方的法治(rule by law)观念，应该没有治理的主体，所有人和组织都在被治理之列。但是，中国语境下一定是有主体的，这个主体终极而言是人民，而作为代表——形式上通过人民赋权的是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官僚机构及其人格代表，所谓治理能力当然是整个体系所呈现出来的功能、力量，但首先会感性、直接地表现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治理对象既有人也有事和组织，但事和组织归根结底还是与人相关的事和组织，事和组织背后都是人。马克思当年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作为私人(市民)和公人(公民)的矛盾，而在今天，我们会发现，这一矛盾已扩展为市民、公民、人民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作为人民，是终极的治理主体，但事实上往往“被代表”；作为公民，人人都在被治理行列；作为私人，应该拥有自己的私人领域，但边界不清，往往被殖民蚕食。这样的“治理”本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不理想的，但也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2050年前)无法改变的，建设性的态度是如何以此为前提使这种治理更有利于被治理的每个人。二从人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思考，必然会有人援引马克思“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10的思想，强调要抓住“现实的人”这个根本，这无疑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但是，迄今学界反复叙述和强调的关于“现实的人”等思想大多还只是停留于哲学抽象和政治原则，对于人的重视还主要止于形而上学的演绎和语言修辞性宣誓，真正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却往往被这些抽象演绎和原则宣誓所遮蔽。正如马克思当年批评的一样：“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2]158如果不对真正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现实进行研究，只是抽象一律地进行所谓普适的治理，治理就不能真正落地，治理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基于对被治理者细致分析的精准治理就没有现代化的治理。其实，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治国理政的思考，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其中，儒家思想中关于“君子以人治人”思想就对于我们今天从人的角度审视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儒家典籍《中庸》第十三章记载了孔子说的一段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关于这段话，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尤其是有不少人将其中的“以人治人”仅仅理解为“推己及人”甚至是简单的“人治”。笔者则更认同这样一种理解：道与人事是不能分离的，好比用斧头去制作斧头，标准和模样就是手上的斧头，离的很近。可是，在用斧头来制作斧头的时候，看一眼自己手上的斧头还是觉得差得远，毕竟被制作的木头自身的材质、大小等等与手中斧头不一样。所以，君子总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治理，有错误改正了就不再追究。对“以人治人”的这种理解也可以从后来朱熹的解读中得到支持。朱熹在对上述章句进行解释时说：“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盖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句，千百年来大多被误解为，以对方的方法反过来对付对方。其实，朱熹讲得很清楚，君子以人治人，就是要以被治理者的“所能知能行”为基础，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则来治理他们，而不能一味地按照治理者自己的法则来强推。正如牟宗三所谓“顺存在的生命个体所固有之人性人情、人道而成全之，非以外在于人之主义或概念而硬加于民也”，认为“此中所含精神是‘让开散开，物各付物’之精神，所含原则是‘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3]，诚哉斯言！可见，儒家关于“君子以人治人”的核心洞见在于：治理之道不能脱离被治理者的现实，要承认和尊重被治理者的具体情况，以他们所能知能行的实际来进行治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指出，人们活动既有内在尺度，也有外在尺度。就治理而言，我们也可以说，仅仅按照治理者的内在尺度去治理是行不通的，还必须懂得按照被治理者——对治理者而言就是外在尺度了——来治理，尽管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道”“初无彼此之别”——而这恰恰为治理者理解被治理者提供了基础。在西方，近代启蒙以来占核心地位的是主体的、普遍的、同一性的理性，是“为世界立法”的、人的内在尺度，立基于此的现代化也就体现为西方宰制性的理性化、格式化。只有经由后现代性的批判，才使得边缘、特殊、多样性的价值凸显出来，换而言之，就是内在尺度被多样化，作为复数的内在尺度之间则表现为互为他者的、彼此的外在尺度，在承认与尊重“他者”的基础上逐步确认了一种交往方法的正当性、合理性。其实，在哲学之外，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已逐步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其厘定的思想方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广泛的启发甚至是革命性的意义。从对于我们研究“现实的人”来说，至少有这么几条很有借鉴意义：人是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要聚焦和照亮非中心、非精英的群体，对在主流话语中以抽象面目、匿名方式出现的“大众”展开分层分类分群的细致研究；关注和解放本土性或地方性的知识，发现和读懂那些被遮蔽的话语；注重基于经验事实进行客观描述，在真正的生活实践中理解和把握活生生的人；坚持行动者取向的主位观点，真正站在大众或所研究群体的立场思考问题，而不是代替他们思考；凸显文化的主体间性[4]。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与“以人治人”是内在共鸣的，也可以说是“以人治人”的“其人之道”的现代细化。或者说，当代“以人治人”的治理观其实就意味着一种自觉的人类学视野和方法。直接地说，在今天，有效的治理一定是基于“现实的人”的人类学特征进行的精准治理，这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以人治人”。三当我们自觉地从“以人治人”或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治理问题时，就能充分领悟到“其人之道”所在，其中有四点尤其值得注意。(一)分众化的趣味和利益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极端精微化发展，不仅导致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也使得人们的生活世界日益分崩离析。无论是工作的领域、专业，还是生活的空间、时间，不仅高度碎片化，而且在表面相关之下存在深深的锁闭。与此相关，人们的趣味和利益日益毛细化、分隔化，趣味和利益共同体日益不再表现为可通约的、同质性的“大众”，而是众多彼此区隔的小众。作为泛称的人民、群众、大众的内涵因为内部的高度异质化而正在销蚀，拒绝“被代表”也往往成为一种基本的态度，基于趣味和利益不同造成的矛盾、冲突成为社会矛盾的基本层面。因此，当我们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一旦将其中的“人民”进行“小众”的理解，马上就会发现，更为根本的矛盾是不同群体、个人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的“邻避效应”(人们反对在自家附近建设有可能损害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资产价值的设施，如化工厂、核电站、垃圾场、殡仪馆等)和一些大城市疏解外来务工人员引发的矛盾正是这样的“美美”冲突。(二)阶层化的政治立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行到常态的平台期，大规模的社会流动逐渐进入末期，社会出现不同分层而且相对固化。社会依然在发展，但保持着“类型相似”。社会分层的细化与相对固化导致社会结构出现明显的阶层化，使得社会成员从原有的人民、群众一体分化开来。获得2016年法国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北京空间分为三层，不同的人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周期，彼此之间小心翼翼地隔离着。这其实就是现实中阶层分化固化的文学化表达。显然，不同阶层的生存处境、切身利益、所受教育是不一样的，所能运用的社会资源也有着云泥之别，对于公共事务的立场表达出现矛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会出现完全对立的冲突。这也是一些人以各种方式怀念“文革”、试图重拾“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原因。(三)圈子化的关系互动西方高度现代性在魔法般解放生产力的同时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导致世界的“祛魅”。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重情的伦理社会，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始终未能彻底“祛魅”，这也是很多比较西化的知识分子一直引以为憾的事情。在中国，市场经济确实将人抛入陌生社会，但强大的重情基因会使中国人在各种随机的群落中重建亲密关系，各种基于业缘、学缘、趣缘、聚缘的“圈子”自组织地出现。特别是智能通信技术的发达，形成有力的“抽离机制”，使得这种圈子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在手机中人人拥有的多样“微信群”和自己的“朋友圈”就是一种感性的体现。当代人的互动因此具有了比以往时代更加突出的圈子性质。圈子通过资格审查、定点邀请和特定的退出机制等方式，建立起某种壁垒，对圈子之外的人进行排斥。(四)垂直化的认识差异在知识大爆炸、信息大超载的时代，知识和信息本身越来越不是问题，而如何在“乱花渐欲迷人眼”“山重水复疑无路”中选择知识、信息却越来越是个问题。一个人掌握的知识、信息，进而是所领悟到的道与智慧，日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原因，不同的人因为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形成的认识差异垂直地散落在不同层次、境界乃至世界中，难以彼此理解、公度和达致共识。在物理的意义上，大家同居于一个世界；但在精神层面，不同的人隔着十万八千里，彼此沟通往往是“夏虫不可语冰”，“白天不懂夜的黑”。总之，在当代社会，人们无论是知、情、意，还是利、理、情，都高度复杂化了，都拥有着一个别人难以轻易进入的复杂“小宇宙”。这一方面意味着“以人治人”的高度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以人治人”的高度复杂性。在“私意”高度殊异的时代，既要准确把握“私意”(particular will)，不为某种“政治正确”所迷惑而简单民粹地达致“私意”之和即“众意”(will of all)，又要始终导向或锚定在“公意”(general will)，这是当代国家治理最根本的难点所在。四立足当下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考虑从“以人治人”的角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如下几个方面启发又是最直接的。(一)走向基于大数据的服务型治理分众化的趣味、利益，阶层化的政治立场，圈子化的关系互动，垂直化的知识差异，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看上去杂乱无章、无从着手的复杂状态。但是，现代网络技术恰恰为我们透过偶然找到必然、透过杂乱找到趋势提供了可能，那就是日益成熟的网络大数据分析。基于网络大数据分析就能大致摹状出治理对象的总体状况，感性地呈现出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其人之道”。当然，基于大数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不能理解为一种管制、统治，变成一种外在于“其人”的异己力量。如果那样的话，那只是在大数据时代重建了一种传统统治，充其量是治理手段上的现代化，本质上谈不上真正的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运用大数据应该且日益必须是一种服务的方式，通过服务才能真正切入民众的生活世界，真正发挥出治理的作用。(二)突出社会基层组织的主体性治理“以人治人”及现代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不仅突出了治理主体重视外在尺度(或他者尺度)的必要性，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治理主体的变革，即基于多主体和主体间的社会治理。在“其人”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社会组织是治理的末端，最接地气，最能敏感地了解不同民众的所思所想所需，其生命力直接取决于民众的认同，所以它最懂得如何贴近民众，如何解决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是最后一米的问题，以真正发挥毛细作用。承认与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治理功能，才能真正发育出所谓的社会，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增进一个缓冲地带，而不会轻易造成个人与政府的直接面对甚至是对立。《论语》中有所谓“民可使由之”的说法，历来有不同的理解，而笔者更倾向于这样解释:百姓自有其道，不宜强制干涉，理想状态就是让他们按照“其人之道”即自己的方式存在——Let it be！这大概就是牟宗三所谓“让开散开，物各付物”“个体顺成”的意思吧。(三)寻找公共善或横向理性是当代政治治理的要害当代人们的人类学存在状态表明，公共政治生活越来越首先是一个文化公共性的问题，即在一个多元、差异的时代如何获得一种公共善、公共正义的问题，而日益不再是以往追求普遍、永恒的善和正义的问题。或者说，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难题是既要基于又要超越“谁之正义”，在诸善之间寻找重叠共识，在多元的合理理性之间寻找横向理性。例如，前已所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一个“谁”的美好生活问题，各自的美好生活之间往往是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使发展平衡起来、充分起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更需要寻找众多相互冲突、作为复数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公分母、最大公约数。(四)注重公共性批判和建立反思性机制“以人治人”和人类学方法、视野所凸显的主体间性就意味着一种平等的共在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导致一种简单追求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即前述的把“私意”之和的“众意”当作“公意”。如何才能尽量达到公意以维护大家的公共利益呢？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而只有一种不断历史生成的公共性批判方式，即由平等的主体就问题进行自由的辩驳，相信公开运用理性的作用，渐次能够接近公意。这种公共性批判一般是在公共领域中实现的，但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本质上具有社会学的性质，能把这种公共性批判体制化，即建立一种能容纳并敏感反应这种公共性批判的社会容器，以对社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在一个高度复杂的风险时代，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这样一种反思性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五)凸显公民的自我启蒙和教育无论如何，“以人治人”都承认了处于被治理者位置的人的主体性，当我们无一例外地把现代化理解为合理化进程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合理化，也就蕴含着治理者的合理化和被治理者合理化这两个方面。从以往被忽视的被治理者合理化的角度看，事实上就是一种如何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摆脱不成熟、受监护、蒙昧状态的问题，这便是康德所经典定义的启蒙。当然，我们未必同意康德认为的人具有先验理性的观点，但总会认同每一个人有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过程，其中基于不断提升的主体性，自我教育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并不是说对民众的教育不再重要，而是说教育本身要日益转向教育被教育者如何实现自我教育。理性总是意味着对某种秩序的信仰，而教育本身就具有规训和治理的功能。因此，在一个讲究稳定、注重道德教化的国家，以理性为旨归的民众自我教育与启蒙，是“以人治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参考文献[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8.[4] 沈湘平.价值观研究亟需自觉的人类学视角[J].哲学动态，2016(11)：5-11.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113/4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