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以何研究科学:反思科技民族志*(2)

总之,建构论是人文研究科学的起点,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不过,从建构论到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科技与社会之关系的探讨仍在进行,STS的研究框架也在不断演变。关于唯名/唯实、相对主义等哲学探讨,本文无意涉入更深,留待科学哲学的分辨。这里试图指出的是,人类学对于科技的书写和分析,仍然是民族志,即科技民族志。

二、科技民族志理论:科技与文化的相关性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中,科技与文化存在着“过密的包含和渗透”,因而,科技人类学的核心是“寻求技术与文化的相关性,即在文化与技术的相互关照中,寻求各自的变迁细节及共变规律”(秦红增,2008:6)。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具有双重含义:将科学作为文化,并研究科学的文化(FRANKLIN,1995:163)。

在既有的少数民族技术、传统技艺研究当中,技术与文化密切相关。一些研究关注特定的技术,如制盐、制茶、造纸等技术,试图理解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与技术实践的互动。以制茶为例,正是技术让作为自然之物的茶被“文化化”,成为社会之物(杨曾辉,2016:43)；制茶技术的多样化,是因为它既受当地生态系统的制约,又根植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崔海洋,高翔,杨海鑫,2015:74)。另外一些研究聚焦少数民族的“生态知识”,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管理及灾害应变等方面,将其视为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传统智慧。例如,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对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有着丰富的经验(罗康隆,刘海艳,2013:37),麻山苗族则积累了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喀斯特生态、防治石漠化的经验(杨庭硕,2007:24)。还有一些研究将少数民族的技术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络中,将技术视为文化的传承,例如,竹制品工艺承载了地方的集体记忆以及乡村文化认同(鲁可荣,胡凤娇,2018:53)。在上述三种进路当中,技术和知识都被理解为“地方性知识”,研究技术就是研究文化。

那么,现代的技术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是否仍然可以被视为文化? 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规范、价值和意义系统,那么,就没有理由忽视现代科技的文化面相。一方面,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成员而言,它意味着共享的宇宙观、信条、规范、模式、准则、知识。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它也是常识、规范和习俗——举个例子,基于对细菌、病毒的认知,注射疫苗、饭前洗手成了一种现代社会成员共享的习俗。只不过,作为现代社会的统摄性的真理,科学的地位是如此稳固,这些惯习是如此的现代,以至于我们几乎不会将其视为是一种风俗。实际上,科学是“多元文化的”,“科学的世界”包含不同的科学和技术的传统,这些传统由不同的地方文化、性别视角以及认识论构成,回应着各个地方的需求(HARDING,2011:9)。西方的/现代的/科学的与非西方的/传统的/迷信的知识的边界及其二元对立的建构,本身正是人类学追问和思索的对象(NADER,1996:1-25)。

将现代科技作为研究对象,福柯及拉图尔的理论为此提供了理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关注真理制造的历史,分析“真理体制”,即:真理出现的社会条件与机制。福柯认为历史当中知识的产生,尤其是科学思想的巨变,都与其时代特有的“真理意志”相关。举例来说,19世纪初西方社会开始形成现代科学的意志,与工业社会的形成及与之相伴的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真理意志是“关于所要认知的对象,关于认知主体的功能和位置,关于知识的物质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投入的历史”(福柯,2001:6)。真理意志一旦形成,会向其他话语施加制约性力量,其行使的权力在于对其他话语的理性化、合法化、排斥或赋予权威。换句话说,真理意志界定了可能的知识的“问题领域”,即哪些问题的提出是合法的,例如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社会,真理的意志追求一种自然、真实、科学的知识。知识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话语分析,即对陈述主体的形成和话语对象的形成及其条件的分析:谁在说、在哪里说、说的对象以及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以临床医学的诞生为例,话语的主体即拥有言说权利的职业,即医生。其话语应用的地点分布在医院、化验室、图书馆、资料库、实验室。其客体的界定即对疾病和病人的界定。而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的建立则一方面涉及医生所处的位置,即医疗实践的机构和技术的场所,一方面涉及医生对病人的观察、描述、诊疗、教育的关系(福柯,2007:20-83)。话语分析并不是要指称现代社会所接受的真理皆为虚妄,而是为了揭示不同时代的知识与主体和权力的关系。对于福柯而言,科学并不独立于时代的话语之外,科学脱胎于知识、从知识中显现,而知识寓于话语实践中。知识考古学研究科学的建构,就是追溯“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线索,分析科学如何从话语实践当中脱胎而出。更确切地说,探究知识当中“真理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阻碍与发展,纯净与不纯净,科学与非科学的对立”如何形成；科学知识如何区别于前科学、非科学的知识而“获得科学的资格”(福柯,2007:213)。对于学科的研究则关注自称具有科学性的话语是如何在离散的历史当中聚合起来的。①需要说明的是,福柯指出其知识考古学并非是对“一门学科”的研究,对学科的研究本身是对“学科间的”比较分析,揭示其知识的分配、交错、间距、形成规律,相似性及差异性。分析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知识型”,知识型是一个时代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整体,是各个科学得以形成的或者说科学得以可能有所依据的方式、规律、思维结构。“在诸如经济学或者生物学一类的‘科学’中,这些‘科学’极易引起论战,极易受哲学或者伦理学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中随时都能为政治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就是,学科是如何像个有机体那样“有能力连接——并且有能力像有着自身需要的机体那样使内在力和生存的能力富有活力——话语的整体”(福柯,2007:38)。更具体地说,学科的对象、概念和理论的制订和选择的策略和规律是什么,一项命题是如何被纳入学科的。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2/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