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以何研究科学:反思科技民族志*(3)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0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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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图尔在其名著《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提出并没有截然对立的本质主义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知识,科学知识是逐渐脱出一般的知识领域,成为一个内部

拉图尔在其名著《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提出并没有截然对立的本质主义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知识,科学知识是逐渐脱出一般的知识领域,成为一个内部具有稳定规范,在外部具有宰制性权威的领域(LATOUR,1993:13-48)。面临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欧美这样的“中心”,人类学不应该却步不前,要“从热带回家”,在认识上去中心化,体认到“中心”也是“地方”之一(LATOUR,1993:100-120)。同样的,如果平视科学知识,亦可将其视为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在方法上,研究地方的信仰体系及其专家,和在都市、大学、实验室研究并无本质的不同。当然,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地方的知识,并不是否认其“客观性”。事实上,主客观二元的思维结构、对客观性的追求和实证主义方法本身,恰是研究者试图理解的对象。和科学哲学对认识论的探讨不同,科技民族志聚焦在不同的科学技术实践当中,这样的认知图式以及规则是如何运作的,其局限和边界在哪里,它们如何参与知识的生产,并且为不同的知识赋予合法性。拉图尔展示了实验室这种高科技的、现代的生产“科学事实”的场所,亦可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田野(LATOUR,WOOLGAR,1979)。他还通过科学史案例展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嵌入性:一种科学知识,如细菌学说,是在当时众多的相互竞争的学说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真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一些社会群体的推动分不开。理论被接受,是因为社会已经“准备好”接受它。所以说,一种科学事实并不是简单地被某位科学家“发现”,继而成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接受的真理,而是社会行动者网络共同参与生产了这个现实(LATOUR,1988)。

三、科技民族志田野:获得科学的互动性专长

理解涉及的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生产过程)是科技民族志工作的核心。如果说,科学可以被作为文化来看待,那么人类学就有能力研究科学技术知识及其实践。不过,这只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回到笔者同行的一个诘问:如果你不懂科学,还能不能研究? 这就涉及具体的田野工作以及方法问题。

事实上,“不懂”本质上并不构成问题。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之前,“不懂”研究对象的语言、制度、礼俗,不足为奇。田野工作就是从不懂到懂的过程。除了参与观察,研究者还可以通过访谈关键性人物或专家来增进理解。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科技研究的田野工作:研究者进入一个不甚了解的社会世界,如一个专业机构,基于较长时间浸淫其中的田野工作,学习一套术语行话,进而理解社区内部的规范、模式、关系。例如,有研究以高能物理实验室为田野,描绘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如何与同事互动、如何做物理研究,并发现不同物理学家关于时间空间的想法和安排、对于物质和人的基本预设都会影响他们的知识生产活动(TRAWEEK,1988:126-156)。还有研究来到中国医院的神经外科,观察医学家的工作方式和他们所秉持的医学伦理,发现他们的科研和治疗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标准“循证医学”,但不能说是不科学的或无效的(SONG,2017:158-196)。

科技民族志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于常民①常民,这是中国台湾地区通行STS对于“lay person”的通行译法,即相对于科学家、工程师等专家而言的普通大众,不具备某个领域的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言,科研的世界可能神秘高深,封闭森严的空间,精密的仪器,复杂的数据、术语和理论令人望而却步。通过对科研世界的描绘和文化的诠释,人类学帮助把这个社会世界祛魅。②当然,需要不厌其烦指出的是,祛魅并不等于否定其专业性,而只是将其带回到一般的人类活动和社区的范畴,从而进行观察和研究。人类学研究者可以充当其擅长的文化翻译者之角色:在科学、常民、社会科学的不同的话语世界之间做出转译。此外,民族志特有对“总体性”的关照,通过全观的视角来描述科技论域及其所同时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相,可以呈现有关某种科技的社会世界的全息图景。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跨越了传统封闭的社区的边界,尤其适合在现代社会当中追溯一项技术或者物质,呈现不同群体、社区、事件、话语之间的关联(MARCUS,1995:95-117),“多物种民族志”则提供了一种非人类中心的视角,将非人之物,如动植物、设施、设备、生态环境等纳入分析当中(KIRKSEY,HELMREICH,2010:545-576)。对于“不懂”的担心与现代文化中“专家-常民”“科学知识-一般常识”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秩序有关。作为接受过基础教育的现代人,人类学研究者本身很少是毫无科学基础的。实际上,这种科学素养对于研究而言同时构成帮助和挑战——一方面,基本的科学训练让研究者具备掌握科学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研究者自身也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科学的信条和规范。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学家和科学家恰恰共享一套现代科学的心智。这种现代知识生产活动当中共享的心智、伦理、风气,以及合法性原则,恰恰是需要在科技民族志中不断地反思的。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2/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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