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以何研究科学:反思科技民族志*(5)

上文简略呈现了针对垃圾焚烧技术争议所做的论域分析。完整的民族志和技术细节并未一一展开,这里只是试图说明,科技民族志对科学知识的叙述,取决于分析进路的选取。一方面,田野工作获得的材料决定了适用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分析框架又决定了所需收集和掌握的科技知识的范围和程度。科技民族志可以采用的分析框架很多。采用不同的分析进路,对于作为材料的科技知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讲述出来的是不同版本的科技民族志。例如,在前文的论域分析中,分析的对象是不同社会世界中围绕共同焦点的话语,科技知识也被视为是不同层次上的话语。对作为话语的知识进行分析,意味着收集多方专业文本资料,需要掌握相关符号、概念、陈述、理论和各种版本的表述,还需要了解各方对话和争议的涵义及策略。而如果要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那么,科学技术,包括物质化的设施,都被视为是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和其他的人类行动者、组织、机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相关社会事实。要对此做分析,就意味着在理解相关学说的同时,还需要对不同行动者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用、情境、机制、过程、历史加以关照。

五、结语

“科学战争”之后,横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依然深重。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而言,“走出洞穴”道阻且长。然而,无论如何,学科鸿沟不应该构成障碍,成为人类学因为“不懂”而“不敢”研究科学的理由。人类学研究者大体不会担心自己不懂异乡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或技术。而对于研究自己“不懂”的科技的焦虑,恰恰反映了一种研究关系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研究往往是主体对客体的、中心对边缘的、现代对前现代的、科学对传统的、学术对地方的凝视与诠释。面对在现代社会认授的真理体系居于“上位”的科学,才开始担心自己“不懂”。对于科技民族志的反思恰恰在这种不安中产生。正可以借此契机再思考人类学研究中的知识、权力与方法问题,从而增进研究的坚实性和想象力。

对科技相关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粗略区别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将所涉及的科技视为黑箱,不加剖析。而科技民族志则是另一种范式,它尝试打开科技的黑箱,将相关社会行动者与物质、设施、环境、空间、知识同时置于分析的棱镜下。例如,研究核设施反对运动,前一种范式仅分析运动的行动策略或组织动员机制,后者还会分析核物理知识的生产和界限、核能技术的转译与争议。研究空气污染,前者测量市民对污染的认知、防治行动和意向,后者还会同时关注污染物的生产机制与治理技术。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前者关注技术产生于其中的相关组织、制度、政策,后者还会去检视其知识内部的迭代、竞争和积累的逻辑,理解其更新、越迁的路径,追溯不同的技术范式和源流。科技民族志试图首先进入科学世界的内部,理解其逻辑和意义、剖析其知识的内核,然后从外部呈现并诠释这个社会世界的全貌及其文化。

以理解人类社会与文化为志业的人类学研究不应该在生物医学技术、信息工程等“科学真理”面前宣称无能为力,止步不前。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技术风险、病毒肆虐,既涉及科学技术,又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虽然人类已经掌握了强大的科学知识,却很难仅凭技术解决问题。特别是,今天面对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苦难和冲击,科技本身并不能即刻提供灵丹妙药,更不能确保一劳永逸。对于现代风险社会的复杂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基于多种知识、文化、价值合作的治理能力,而这恰恰需要“合作人类学”的参与和努力(秦红增,2020:55-56)。科技民族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反对科技的霸权,挑战科学对人类所面临问题的专断的解释,更在于它试图审慎地理解科学,在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专家、常民之间做出翻译、搭建联结,提供新鲜但是足具坚实性的视角。科技民族志的田野和写作,都鼓励跨学科的对话。这种对话呼唤跨学科的研究者,也呼唤不同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而只有自然与人文社科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才能达至人类不同学科的知识的本意——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

陈瑞麟,2015.科学的战争与和平——“科学如何运作”的建构论与实在论之争[J].欧美研究,(1).

崔海洋,高翔,杨海鑫,2015.茶的技术与生态:基于《茶史》解读与“东苗茶”比较视角[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鲁可荣,胡凤娇,2018.以竹为生:乡村传统手工艺的集体记忆建构及价值传承[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2/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