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脱(4)

[1] 武沁宇.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D].吉林大学，2017.

[2] 马雷特.人类学[M].吕叔湘，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5.

[3] 陈映璜.人类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138.

[4] 梅里尔·温·戴维斯.人类学[M].孙静，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235.

本刊2019年第6期发表的《西门豹“巧”治邺县及其鉴示》 一文中，将作者单位误为“历史与文化学院”，实则应为“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特此更正，一并致歉。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农村少数贫困人口脱贫已经成为发展的瓶颈之一。实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践行精准脱贫之路，方法很多，从侧重经济层面的产业扶贫、环境扶贫到注重精神层面的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医疗扶贫、技能扶贫等，均在扶贫脱贫之路上做出了各自贡献。然而，上述种种扶贫方法只能在各自领域内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并不能使各层面的贫困农民最终全面走出贫困窘境。人类学方法是兼顾人类经济、社会、精神各个层面的精准扶贫、脱贫方法之一。人类个体“绝对平等”的研究理念符合马克思主义及党中央精准扶贫、脱贫的初衷［1］。本文以贵州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脱贫情况为例，探讨如何利用人类学原理与方法指导以贵州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之路。一、中国人类学与精准扶贫、脱贫研究概况人类开始对自身的关注当自人类文明形成之际，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使用“人类”这一词。十六世纪初的德国学者亨德将人类学概念运用于生理学、心理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从而奠定了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十九世纪中叶，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走进学者研究视野。早期代表如英国的达尔文，其进化论思想为人类学者追捧至今，俨然成为体质人类学之一大宗师。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共同支撑了人类学学科大厦。二十世纪初英国马雷特的《人类学》研究可为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典型。吕叔湘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这本书译给中国学者，说明人类学借助西学东渐之风进入中国后，中国早期人类学者对文化人类学开始关注［2］。中国百年人类学学科研究就此起航。目前中国人类学从关注人类自身问题研究开始趋向与人类学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3］。纵观中外人类学研究历程，人类社会个体成员“绝对平等”的研究理念贯穿始终。中国目前相关精准扶贫、脱贫的理论文献尚没有充分认识到解决精准扶贫、脱贫问题是人类学应有的要义之一；没有理解人类学方法综合了精准扶贫、脱贫的精髓，能够在人类精准扶贫、脱贫之路上长期跟进而不至于受贫困动态性因素的影响而滞后；未能看出利用人类学方法多视角综合研究贵州省农村地区精准扶贫、脱贫问题，有助于各民族人民整体全方位脱贫、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意义。本文秉承人类学者个体“绝对平等”的研究理念，借此充实、完善我国精准扶贫、脱贫的研究理论，以期加快全国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脱贫之进程。二、贵州省精准扶贫、脱贫现状经过对贵州省内黔西南州、黔南州、铜仁市等各少数民族集聚区多个贫困村寨的走访，对大、中、小学校及医院、文化局、教育局、政府扶贫办相关部门就精准扶贫、脱贫工作的调研，梳理出的大致情况如下。（一）在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努力下，精准扶贫、脱贫工作因地制宜，以经济指标为核心，兼顾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起居、教育、医疗等条件的改善，成效显著。这既符合人类学始终将人的自身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唯一衡量标准的发展原理，也符合党中央2018年一号文件扶贫、脱贫之精神。（二）“精准”指标围绕经济这一核心设定，单纯以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医疗补救、交通起居等作为扶贫工作的焦点和是否脱贫的衡量标准，忽略了人类个体心理、民族心理、社会环境、历史、民俗、教育、工商、民族艺术文化等紧密关系扶贫、脱贫对象是否能真正走出贫困的因素。（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掌握了自己负责村镇居民因病、因学、因残以及因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而致贫的情况，指明了该地区贫困人口致贫的若干直接原因，提供了贫困人群所亟待解决的生存困境材料，为“精准”工作内定了客观标准。但是他们忽略了贫困群体致贫的深层次原因，将扶贫、脱贫工作浅显化，导致扶贫工作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发生。这不符合将人类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最终发展目标的人类学理念，也与党中央2018年一号文件建设产业、生态、人才、组织、文化全面振兴的美丽新农村的要求有不吻合成分。这种情况说明，欲彻底取得以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为代表贫困地区的脱贫、扶贫工作的阶段性胜利，需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首先在工作理念上“脱贫”，汲取人类学个体“绝对平等”之精要，彻底改变“帮”“扶”等任何可能引起工作对象质疑的思想，倡导在身份、地位、人格等各个方面与精准扶贫、脱贫对象“绝对”平等，并在此前提下开展工作。（四）各地区基层工作者在扶贫、脱贫工作中没有充分利用各民族特性，尚需进一步发挥各民族团结、淳朴、善良、热情等民性优势助益扶贫、脱贫工作。（五）在扶贫、脱贫工作中各企事业单位和相关部门有应付工作的倾向，部门“联合”表象化，不能及时跟进以保质保量完成部门任务，造成国家、企事业单位扶贫、脱贫工作人力、财力的浪费。其实，部门“联合”不能密切配合会造成资金、人力等的浪费，如果单个部门认识不到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事项在中国趋向深度发展过程中的伟大意义，意识不到只有在人类学层面上的全面、全方位扶贫、脱贫才是真正的扶贫、脱贫的内在意蕴，就会使扶贫、脱贫工作精而不准，流于形式。总结上述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概况，我们将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群划分为共性贫困与个性贫困两类。共性贫困指贫困群体由于共同贫困因素如体质、种族、环境、教育、历史、文化等而导致的贫困，可将其分为体质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两种。体质性贫困指由于人类生理、种族、语言、心理、地理环境等因素而导致的贫困。文化性贫困指由于经济、政治、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因素而导致的贫困。个性贫困相对于共性贫困而言，是指由于个人原因而导致的贫困，可划分为思想性贫困和循环性贫困两种。思想性贫困是指由于个体思想因素而导致的贫困，循环性贫困是指由于个体疾病、自然灾害、文化技能欠缺等缘由而保持或导致的多次循环性贫困。三、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群体存在的根源在人类学视域内审视，贵州现存贫困群体形成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体质性贫困贵州省是多民族大聚集的省份，不仅有汉族在这里居住，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也在这里世代生活。受各种因素影响，整体而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较其他省份的民众体质弱小，弱小的体质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在农耕社会限制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也会限制他们对参与部分职业的诉求。同等条件下他们在与体质较为强健的民族民众竞争中处于劣势。世代繁衍于此的土著民族以及受生存环境变迁影响早年迁徙至此的移民的生理弱势是造成他们世代贫困的根由之一。贵州省各民族集聚的状况导致“三里不同乡，五里不同俗”的居住格局。不仅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统一的书面语言，至今有些少数民族依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公众场合主要用普通话进行交流。长期“失语”的民族在汉族文献中也存在“失语”状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全国各个民族共同建设的结晶，贵州各土著居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建着自我独特的文明史、民族史，只是限于语言等相关条件，长期保持在口传心授的阶段而无法取得质的发展。语言上的“失语”也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民族群众心理上的自卑、懦弱、自我封闭、惰性、缺乏进取心等性格特征，类似这样的体质性特点不仅构成了他们精神层面的世代贫困，而且影响了他们对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开发和利用。身处高原地段，本身较平原地区就缺少农耕条件，在汉代就有的牛耕技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也没有在贵州地区普遍推广，地质贫瘠，可耕地不能如平原一样大面积存在，灌溉技术使用不上，用脚踩地，用牛踩地，肩挑背扛，靠天吃饭，小地块种植，这就是世代民众的生存实况，这样的生存环境也是导致贵州现存贫困人口较多的主要原因所在。可见，体质性差异是导致贵州现有贫困群体存在的根本因素。（二）文化性贫困伴随体质性积弱而来的是文化积弱，处于边缘地段而又不属于边疆的贵州省建省自明代，仅六百余年。建省之前贵州一直处于中央发展计划之外，建省后除去汉族地区集聚的城镇中心外大部门地区多处于民族自治的松散状态。近现代除了抗战阶段在政治、军事、教育等一些方面出现了短暂的发展外，贵州省可谓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积弱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当地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宗教、哲学、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世代处于弱势地位，汉族封建文明及近现代西学东渐之果并没有同步泽被于贵州省尤其是该省分布于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政治上这里多以村寨自理的形式出现，科举制对贵州民众来说形同虚设，他们接受的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局限于村寨之内，图腾文化、对自然神灵的崇奉直到现在还在部分民众中流传。两年前贵州一名地方文化局局长还将一苗族村寨失火归结为村寨居民没有准时上山祭祀山神所致，可知宗教文化对贵州民众影响之深。宗族制度影响了各民族人民千百年，由宗族制度而形成的道德、民俗在不同阶段其积极性与消极性十分分明。文化教育方面也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民众长期受到的只是本族土著文化教育。笔者在黔西南州、黔南州、铜仁市民族村寨调研时发现，其自闭性文化思想时常表现于外，说明这种思想并非偶然，而是长期民族文化传承方式的内向性质所导致，封闭的文化思想导致民族优秀艺术文化长期保留在原始状态而不得正常发展。文化贫困是目前贵州贫困群体存在的主要原因。四、人类学视域下贵州省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基本理念针对贵州省贫困群体存在的原因，笔者认为，在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应该树立如下三种基本理念。（一）以人为本，思想先行，“平等”为要美国梅里尔·温·戴维斯指出，人类学研究的内在宗旨是对人类所有文化形式平等对待［4］。的确，国外二百多年来的人类学者多数秉承了这一理念，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学者也一样具备这样的研究理念。关注人类自身，将各民族人民及其文化放在“绝对平等”的前提下开展精准扶贫、脱贫的工作，这是我们最终能够从物质到精神多重层次质性解决贵州省贫困问题的思想基础。以人为本，着眼这部分群体的自身发展，转换角色定位，将“帮”“扶”等任何可能在工作中带有强势意向的词语取消，将帮扶人员的思想引导到服务、平等的理念上来，回归到人人在地位、人格、精神等各个层面“绝对平等”的人类学理念的起点处，这符合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则，也符合党中央扶贫、脱贫政策的初衷。俯瞰贫困群体，将自己放在帮扶对象之上，从某些层面讲已经违背了人类学原理。脱离了帮扶的价值与意义，脱贫工作又如何能做好？同样道理，走出世代生存环境困扰，祛除自卑、不求进取的惰性心理，改变体质性积弱现状，提升贵州各个民族的人格魅力，同时增强各个民族优秀文化宣传力度，提升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最终摆脱文化性贫困，这是贵州省脱贫历程中任重道远的事情，是衡量贵州省精准扶贫工作状况的一项核心指标，这一理念也势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贯穿贵州省乃至全国扶贫、脱贫工作的始终。（二）资源整合，全面参与，精准实效要以经济任务为指标，以贫困人口为中心，政府做引导，发动农业、经济、教育、文化、工商部门，以及企业、银行、各社会团体、民间个人等各种力量，全方位调动，各层面提升，从上到下精准，自市（区）、州（县）、乡（镇）到村寨个体，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优势，分工负责，整合各部门、企业资源，联合帮扶，力求实效。通过对贵州省黔西南州、黔南州、铜仁市等各少数民族集聚区多个贫困村寨的调研，笔者看到，多数地区政府工作人员针对精准扶贫、脱贫对象采用了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等四项具体措施进行脱贫，可谓契合经济人类学发展之精要，也是针对各村寨现状而制定的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他们的工作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1.扶贫、脱贫工作以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为主，并没有充分调动扶贫、脱贫对象的积极性，扶贫、脱贫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各级政府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政治任务”。而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面对任务又缺乏必要的扶贫、脱贫根本理念与具体指导思想等素养。2.政、企、农等部门联合单一化，整合资源效果不显著，且存在浪费有效资源的情况。3.扶贫、脱贫的面向仅局限在经济贫困、居住贫困、医疗贫困、教育贫困等有限的几个方面，有失从体质到文化等多层面、全方位的帮扶。可见，能否落实部门联合、全面参与、讲究实效，已经成为以贵州省为代表的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能否真正落实精准扶贫任务、贫困群体能否真正全面阶段性脱贫的关键一环。（三）完善体制，保障底线，庇佑弱小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势必会使各个部门在具体扶贫、脱贫工作中不能有效地发挥其部门特点，造成部门资源浪费。不能有机联合，会造成资源的二次浪费。而失去工作重心，忽略扶贫对象的思想文化心理特点，为完成工作而工作，也不可能最终使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因此，贵州省扶贫、脱贫亟待进一步完善其体制，充分利用各个部门优势资源，发挥部门联合办大事之优势，全民参与，共同推进贫困人口经济、精神等各个层面的全面发展，使得贫困人群能够真正分享发展之果，这才是最为根本也是最为有效的治贫、脱贫之道。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动态的扶贫、脱贫底线，而这一底线很明显，绝非经济之一途。经济指标只是目前贵州省面临的扶贫、脱贫工作是否取得实效的核心指标之一，是短期计划指标。以人类学视野评价，势必要求政府、企事业单位乃至每一个民众都做好长期扶贫、脱贫的工作规划，将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程度作为最终衡量人口贫困与否的终极指标。一味的财政投入不是根除阶段性贫困的绝对妙法，只有从贫困个体本身着眼解决问题才是真正帮助贫困人口走出贫困之途径。政府扶贫资金不能按时到位，企业帮扶的树苗中途枯萎而没有得到及时补种，医院精准扶贫对象房间的地板砖上和衣而睡着扶贫对象，基础教育的课堂上呆滞的目光，宰牛上山祭祀的民众，村寨戏班戏房内的古老乐器、服饰等，都应该在我们的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关注之列。庇佑弱势群体，从人类个体自身开始。针对个体，精准到位，关注体质与文化帮扶在各个阶段有所侧重，而又能紧密结合，同步帮扶，这才是治贫、脱贫的长效机制。参考文献[1] 武沁宇.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D].吉林大学，2017.[2] 马雷特.人类学[M].吕叔湘，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5.[3] 陈映璜.人类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138.[4] 梅里尔·温·戴维斯.人类学[M].孙静，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235.更正声明本刊2019年第6期发表的《西门豹“巧”治邺县及其鉴示》 一文中，将作者单位误为“历史与文化学院”，实则应为“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特此更正，一并致歉。《行政科学论坛》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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