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2)

2.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视角、理论与方法

“知识溢出”指通过学术研究，形成本学科特有的学科视角、理论框架和科学方法，在存量知识基础上不断出现增量知识，且这些知识对其他学科有借鉴意义（徐红罡、刘方方、普涵艺，2018）。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可从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3个方面进行考量。

（1）研究视角

人类学视角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主要涉及三大方面：一是涵化与发展的视角。这一视角关注旅游目的地，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会引起目的地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目的地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这一观点在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运用普遍。例如，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丽江的文化涵化体现为迎合海外游客偏好的日常生活设施、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包装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西式酒吧餐厅等方面（撒露莎、田敏，2017）。

二是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首先，从“游客”的角度，研究游客的旅游动机、旅游体验以及旅游对游客的影响，探究的是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例如，在关于西藏的旅游体验中，游客往往将西藏想象为神圣之地，但西藏的神圣不在于游客对宗教的信仰，而在于社会文化意义，西藏提供了游客日常生活所缺失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满足了游客的精神需求（崔庆明、徐红罡、杨杨，2014）。其次，从旅游仪式论的角度，旅游这一空间流动现象亦可构成“通过仪式”在当代社会的一种时空表达（张进福，2013），例如游客完成毕业旅行、蜜月旅行后身份、角色的变化等。

三是上层建筑的视角。这一视角提倡回归旅游客源地探寻人们旅游的根本原因，探索形成游客和旅游的条件，并试图探究“人们的旅游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存在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旅游”等问题。MacCannell（2008）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是这一视角的代表作。

（2）研究理论

就人类学的理论溢出而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影响、旅游体验和主客关系，引介和应用了诸多人类学经典理论。在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研究中，主要引介了原真性、舞台真实、文化商品化、文化传承、文化再生产、传统的发明、地方性知识、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社区参与等经典人类学理论与概念。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新近的研究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①主客双方对原真性的不同见解以及当地人针对旅游影响所采取的遮掩的、非正式的抵抗策略（Wei，Qian & Sun，2018）；②民族旅游地舞台化作为文化保护的策略与方式（王学基、孙九霞，2015）；③文化商品化对地方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孙九霞、吴韬，2015），以及族群内部不同主体对文化商品化的多元认同（孙九霞、吴美玲，2017）；④村寨社区在旅游开发、景观改造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的社会秩序和族群文化的再生产（朱健刚，2010）；⑤传统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被发明和重构，被发明的传统有象征的特性，并且暗含着过去的连续性（李永祥，2009）；⑥透过“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从地方性知识角度，探讨传统文化对旅游的正效应（孙九霞、刘相军，2014）；⑦旅游所催生的新市场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社会结构特征（孙九霞、李怡飞，2018）；⑧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主要围绕社区增权、社区旅游恢复力、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等问题展开（保继刚、孙九霞，2008；杨阿莉、把多勋，2012；郭永锐、张捷、张玉玲，2018；唐仲霞、刘梦琳、向程等，2018）。

在游客体验研究中，学界往往将格拉本的“旅游仪式论”作为研究的基点，探讨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阈限或类阈限体验。例如，张晓萍和刘倩倩（2010）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探讨游客离开惯常生活环境在旅游过程中情绪变化所导致的旅游安全问题；马凌和保继刚（2012）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探讨游客参与泼水活动带来的暂时性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阈限体验。此外，孙九霞和李毓（2016b）注意到旅游环境中旅游企业员工在与游客互动中也获得了类阈限的体验，并对西双版纳傣族园“天天泼水节”仪式活动中泼水演员类阈限体验的表征、类阈限体验特征及其动因展开分析。

在主客关系研究中，主要借鉴了社会交换、社会空间、符号互动等理论。2012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开展“好客”专题，主要从商业属性、国家形象关系、亲属称谓、边界、符号、类中介、社会空间、社会交换等多元理论视角对旅游中的主客关系以及我国情境下的“好客”展开深入探讨。例如，从“好客”的商业和非商业属性角度，纳尔逊?格拉本（2012）对“好客”进行分类，并指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接待业有逐渐融入非商业性交换成分来培育顾客忠诚的趋势，非商业性的好客招待形式也在试图融入商业性因素以谋求利益；从国家形象的关系角度，黄萍（2012）基于旅游吸引物系统观，分析“好客中国”旅游形象的要素构成及其功能，提出建立由社会伦理义务和商业利益共同驱动的“好客模式”；从边界的角度，林敏霞（2012）指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破坏了用于平衡东道主社会与游客关系的“边界”，对好客“边界”的尊重和维系也是旅游本真性得以持续的“边界”；从亲属称谓的角度，葛荣玲（2012）以贵州安顺屯堡“小孃孃”为例，探讨亲属称谓在旅游开发中作为“好客”表达的符号，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资本化现象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从符号互动视角，郑向春（2019）研究了好客性与地方资源、现代情境以及游客喜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互动方式；从类中介的角度，杨慧、凌文锋、段平（2012）基于对丽江大研、束河、大理沙溪古镇的“驻客”人群生活实况的描述、自我认同困境的分析和人群特质的探讨，试图提出重新审视旅游人类学“东道主—游客”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3/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