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3)

（3）研究方法

人类学最经典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志。民族志既是一种方法（或研究策略），也是一种文本类型，还是一种研究取向（郭建斌、张薇，2017）。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是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在历史上，民族志的发展经历了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3个阶段（高丙中，2006），并随社会发展衍生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民族志方法，如主体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多点民族志、感官民族志和线索民族志等。这些方法也为很多有趣的旅游研究主题创造了操作化的可能，有效地弥补了部分研究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化解了“操作机会主义”的风险（Edwards & Foley，2001）。

具体而言，主体民族志方法重在揭示他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和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刘海涛，2016）；自我民族志方法主要运用完整的个人故事自叙以及对旅游过程的启发性反思揭示其独有的意义及其背后的社会建构（徐文月、刘敏，2018）；网络民族志方法则是将互联网作为虚拟田野点，通过对网络游记等文本的分析，跨越时空界限进行深入研究（Wu & Pearce，2014）；多点民族志方法往往跨越时间和空间对于单点田野研究的束缚，进行多案例的比较研究（耿亚平，2019）；感官民族志方法强调身体感受，力求多媒体表征，寻求观众的移情性参与（张连海，2015）；线索民族志方法不局限于对单点的静态观察，而是循着游客的行动轨迹产生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超越单点之上的在线和面层面的整体宏观理解（赵旭东，2015）。

三、旅游人类学的应用研究

对案例地进行持续性的跟踪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经典案例系列成果的梳理分析，可以对人类学在旅游研究中的贡献及其发展脉络有更清晰、直观的认识。笔者将自己关于旅游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经验分享如下：

1.三亚回族村：视角应用

回辉、回新村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目前有回族人口约8000人，他们的先人于宋元期间迁移至此。相对稳定的聚居生活使这里的回族村民较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信仰和习俗，如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主要使用自己独特的回辉话，在书写时才使用汉字；笃信伊斯兰教，并保留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样式和传统的服饰文化等。

笔者团队对三亚回族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并在之后的十余年不断追踪调研，目前共发表了关于该案例地的研究论文6篇。最初对三亚回族村的探索性研究，从涵化及发展视角切入，运用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Barth，1969），关注现代化背景下当地人的民族认同及民族关系（孙九霞，2004）。随着旅游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笔者团队研究的聚焦点转变为旅游对目的地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不以回族族群文化为吸引物的三亚回族社区，依然在旅游的作用下发生了宗教意识强化、传统文化改变及职业认同分化3个方面的变化（孙九霞、陈浩，2012）。旅游促进了族群间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但是没有起到消融族群边界的作用，反而有将某些族群因素明晰化的趋势（孙九霞、陈浩，2011）。

2012年是笔者团队对三亚回族村进行跟踪研究的第十年，也是研究转向的关键年，如何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从对三亚回族村的整体研究转向对部分主体的特别关注，试图通过更细致的分析、更多元的视角、跨学科的理论打破惯常思维的局限。研究对象从族群整体聚焦至社区精英，并纳入个人经历转换视角，将对象从内部主体拓展至外部主体，譬如对旅游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孙九霞、黄凯洁，2016）。与此同时，理论方面也逐渐突破传统人类学经典理论的限制，引入了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将旅游所涉及的多向复杂的社会因素经由空间这一视角串联起来，结合社会发展的时间维度（张品，2012），打破了“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及“经济、环境、文化”传统研究范式（孙九霞、张士琴，2015）。整体上看，三亚回族村的系列研究大致延续了“整体的把握—文化的关注—细化的分析—对象的转换” 的视角演变路径。

2.西双版纳傣族园：理论应用

傣族园距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27公里，总体规划面积平方米，南傍澜沧江，北依龙得湖，是西双版纳州集中展示傣族宗教、历史、文化、习俗、建筑及服饰饮食等民族风情的风景区，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傣族园景区于1999年8月1日正式开始营业，主景区由曼将、曼春满、曼乍、曼嘎、曼听5个傣族自然村寨组成，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风貌作为构景元素进行旅游开发，呈现出景区社区一体化的特点。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社区居民不可避免地融入旅游发展之中，傣族园社区的“社区发展”“社区参与”等问题也逐渐受到旅游人类学者的关注。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3/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