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4)

西双版纳傣族园是典型的“公司开发、居民参与”模式旅游社区，笔者对这一经典案例地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追踪①西双版纳傣族园为笔者博士论文中的3个案例研究之一。，从人类学的视角对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丰富社会现象与矛盾问题进行了整体、细致的研究。在对傣族园的追踪研究中，笔者首先关注到的一个重点是西双版纳傣族园的“乡村都市化”现象，即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周大鸣，1997）。西双版纳傣族园有限公司将本地居民及其文化、环境开发包装为旅游产品，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傣族园景区内的社区居民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孙九霞、保继刚，2006）。与现代化力量的推动机制相比，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乡村都市化呈现出本土化、地方性色彩及可持续性特点，传统乡村社会因之得以留存。另一个关注重点是社区参与。笔者较早地对有关社区参与主题的旅游研究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西双版纳傣族园、桂林阳朔遇龙河景区和世外桃源景区等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探讨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以及旅游带来的积极效应。

随后，笔者团队从人类学涵化及发展、社会空间、洁净与危险、身体象征等概念视角出发，从物质文化、社会交往、精神文化等方面对旅游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展开分析。在物质文化方面，傣族竹楼作为傣族园典型的物质文化，其外形和功能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均发生了变迁，逐渐由村民的私人活动空间转换为景区景观，且经历着由单纯的景观向村民的经营空间的转变（孙九霞、张倩，2011）。在社会交往方面，傣族园的交往空间在居民与游客的交往、居民与企业的交往、游客与企业的交往3个层面上发生改变，各种变化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孙九霞、张皙，2015）。在精神文化方面，傣族集体性节庆仪式（如“天天泼水节”）与村寨集体性节庆仪式（如“送寨子”）在旅游情境下均发生了变迁，从封闭转向半开放或完全开放的仪式空间。由此，笔者团队运用了身体象征理论解读傣族园“送寨子”这一仪式空间的展演与变迁，关注地方仪式中行动主体的“身体在场”（孙九霞、李毓，2016a）。另外，阈限理论是人类学的经典理论之一，最初出现于法国民俗学家Gennep的《过渡礼仪》（1909）一书，后经维克多?特纳（2006）正式提出。阈限即从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与空间，类阈限体验则指打破日常的、娱乐的体验（如个体参与休闲活动的体验）。笔者通过与人类学的阈限理论进行对话，将研究对象从游客拓展到当地居民，深入剖析傣族园天天泼水节活动中，泼水演员日常生活和类阈限体验的关系、类阈限体验的特征及其动因等（孙九霞、李毓，2016b）。

3.川藏线：方法运用

川藏线通常指G318国道成都至拉萨路段，长约2155千米，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川藏线开始进入公众的旅游消费视野，成为众多旅行者对于西藏、高原和“最美国道”等多重地方想象的载体，以及身体力行的朝圣之路。

当下，多元化、小众化的旅游流动方式层出不穷。其中，公路旅行成为当前社会的旅行新时尚，如川藏线上的摩旅、骑行、徒步、徒搭、自驾等。与此同时，旅游研究的“流动转向”也开始关注不同类型旅游者的时空流动行为及其流动性体验，探索旅游过程中流动的行为意义和影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旅程本身和目的地一样，也是重要的吸引物（Lumsdon，2000），正如川藏线不仅是帮助旅游者实现空间移动的物质载体，也是旅游者可能参观体验的“地方”（孙九霞、王学基，2017）。

自我民族志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民族志不断探索而涌现的创新成果之一（蒋逸民，2011）。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志“表述危机”的讨论下，学者们认识到真正做到客观地叙事是不可能的，而应该认识和适应个体的主观性与情感性。自我民族志指作者回顾性且选择性地写下过去的经历，以个人经验来说明文化经验的方方面面，意在通过“局内人”的视角对自我的亲身实践、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的叙事来表达和讨论文化。旅游研究中对自我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和探索尚不多见，但当研究问题需要研究者正视研究本身受到主观意识、情绪及行为的影响，甚至这些影响正是研究的核心内容时，自我民族志的方法恰恰适应了这样的诉求，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缺点”（王学基，2019）。笔者团队于2004年开始关注川藏线旅行者在道路旅行中的流动体验，运用了自我民族志人类学研究方法，将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作为数据来源，加深了对旅游体验的描述与批判性审视。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3/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