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林耀华先生之《金翼》(2)

农事活动中一个大家族内男性和女性有着明确的分工,具体身份也会影响着分工。譬如，一天下来,男人们要下地干活；妇女们操持家务,做一些手工活。其中二嫂作为新嫁入家中的媳妇按照传统要为全家做饭三年,之后就和大嫂轮流，每月更替。做饭是很辛苦的任务。鸡鸣声响起就要起床,点着灯，生火煮饭。早间所做的饭一定要够全家人吃一天。而后还要用同一口锅煮猪食。家里的黄狗吃剩饭菜和小孩的粪便。一家人在农事活动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协作性。男人是主力军,成年妇女提供了后勤支持,就连小哥这样的孩子和祖母潘氏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家庭为单位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并存在一套完善的运作制度,在制度的规范下成员们各司其职,从而顺利完成农事活动。

婚事活动属于更为复杂而高级的社会生活。男女双方的婚礼由双方家长操办，要经历八字算命、要看是否门当户对、要送彩礼、一年后送第二次彩礼。正式举办婚礼前，男方要送喜饼，女方运嫁妆。婚礼当天迎接新娘的步骤更是达到了繁琐之极致，不再赘述。不过其中一些有趣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譬如祖母潘氏主持安置新床时要在床下摆上一个大芋头，周围是小芋头，象征多子多福。最后还指点把几个小男孩儿抱到新床上睡一会儿，亦是象征多生子孙。再譬如新娘子礼仪性的沐浴，浴盆内要放稻秸、大麦、蒜头这三样东西，分别象征：早生贵子、改善脾气、和兴旺发达。新娘送给小孩子的“五福袋”中的花生、红枣、榛子、瓜子和干龙眼又分别象征“生子”“早子”“增子”“多子”“龙子”。从这些有趣的细节中可以看出那时人们对婚姻的重视以及对家族人丁兴旺的企盼。其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更是显而易见。整个婚事过程中，各个步骤也是有着既定的传统规则，联姻的两家都严格地遵循着这种规则操持着儿女的嫁娶。

女性地位

艰难时期，所有的女孩都被送出去当作童养媳，而且还在婆家遭受虐待，甚至死亡，但是她们的母亲除了恸哭却也毫无办法，父亲更是从未做出任何反应。黄太太的头生女更是因为一块糖的问题而被活活打死。适婚年龄以后，女子便变成父母搭建人际网络的工具，直到新婚之夜才能见到自己的新郎。就算是当时“新式的”自由恋爱，在男女的自由度上也有差别——男性可以给女性写多封信件，而女性只要一回男性的情书就代表答应订婚。大婚之时，需要进行处女的检验。结婚以后，似乎最大的任务也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如果像是五嫂，“生产出一个死男婴后，便遭到了全家人的敌视，公婆对他很生气，五哥也恨他。”而若不幸年轻丧夫——像是张家的惠兰——将要面对的便是“艰难的寡妇生活和黑暗的前程” ，即便可以大吵大闹，能否归家、开始新的生活仍旧是只有象征最高父权的“一家之主”才能决定。可以说，妇女在家庭中一直处于丈夫的附庸地位。

妇女地位提高的常规途径似乎只有一点——“多年媳妇熬成婆”。只有随着自己年龄增长，自己子孙满堂时，女人才能在曾经约束自己的传统孝道中得到自己的尊严与地位。像是年长了以后的黄太太可以跟丈夫顶嘴，祖母潘氏在年老以后成为凝聚家族的关键并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当然，通过“做悍妇”等方法也能达到提升地位的效果，但长远来看，这对于一个家族的发展似乎也只是有弊无利。

妇女的地位为什么低下？林耀华先生在书中否认了“是因为妇女在农业生活中无法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种说法。他认为“妇女在干农活中与男子一样的重要”因为妇女要承担煮饭、准备种子、晾晒粮食等工作。但是事实上，真正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松土、播种、插秧、除草、施肥”全都是由男性来做的。失去了男丁的张家母子根本无力再进行农业生产，也从反面证明了男性和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的确不同。

五大礼俗

婚姻礼俗，书中总共描写了五次婚礼，但描述最详细的是张芬洲的三儿子茂德和蕙兰的婚礼，婚礼中的礼俗真实地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

生育礼俗，书中描述比较详细的是黄东林的小儿子小哥诞生时的礼俗。其间吃红鸡蛋和面条的礼俗深刻体现了中国人向往幸福美满健康的人性本质。

节庆礼俗，内容丰富多彩的节庆礼俗贯穿全书，主要有春节、“正月十五”“正月二十九孝子节”、清明、春祭、端午、七七节、秋祭、冬至等众多节日的礼俗。

丧葬礼俗，书中涉及两次丧葬，张芬洲妻子黄氏和黄东林的母亲潘氏两人的葬礼。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4/5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