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基因论(4)

(一)汉字文化作为整合民族与方土文化的基因

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动态更新的状态，一方面，各民族自远古时期就通过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方式进行民族之间不间断的文化接触、文化融合[23]，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生成了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汉族在上古时期也是多民族的融合体。许倬云认为，华夏部落经殷商周秦等原处中原边缘的夷人他者，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本部，于汉朝形成自称为“汉人”的“文化共同体”[24]。因此，在当今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汉族居住区的民俗文化中，均能找出早期“文”字所记录的文化形态的遗存形式。汉字与文本叙事、口传叙事、图像叙事、物的叙事、仪式(礼乐)叙事[25]、神话叙事等手段协同建立起与民族和方土文化活态之间的直接联系。

汉字记录了华夏民族早期的文化实貌，相关文化模块的一组汉字可视为一种文化编码，汉字的后世使用者在对文化编码的重新认识和使用中传承先祖留下的文化文明。以婚姻文化为例，现代汉语的“家室”一词既可以指居室，也可指配偶，但在古代，“家”“室”有别，这种分别在当今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中可以找到印证。“妻”()、“婚”()记录了男子以武力“抢婚”的做法，而“弃”()、“孟”()则保存了彼时男方欲以保证父系血缘纯正而做出的“弃首子”行为的实貌。景颇族、阿昌族、瑶族、彝族、苗族等保留了抢婚习俗，而云南白族“龙母”神话和彝族的“支格阿龙”等神话传说都记载了古时的“弃子”风俗[26]。在居住文化语境下，“出”()、“去”()、“各”()、“客”()等一组字记录了古时穴居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恰好可以通过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部分地区的窑洞文化，从地理特征、建筑样式和人文生活中得到印证。另外，从宏观视角看，白文、壮字、苗字、契丹字、瑶字、布依字、女真字、西夏字、哈尼字、侗字、喃字等孳乳产生的汉字衍生字，以及仿自《仓颉书》古篆的谚文、取自中国半字符号的日本片假名[27]等域外文字等，共同构成了整体汉字符号，以其共时使用状态揭示了汉字文化的历时传播轨迹，并依托其在各区域记录语言文化的载体工具地位昭示了汉字文化在汉字文化圈内承传发展的基因特质。

汉字所固化的上古婚姻、居住、战争、贸易等社会场景虽已消逝，但内在的民族精神和人类心理却延续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在对美洲1 400多个神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对血缘关系重视或不重视，以及对土地起源认同或不认同这两组二元对立关系[28]。汉字所记录、刻画的并在历史传承中彰显的华夏民族的姻缘制度、土地观念也始终潜藏在中国文化中，并以“家文化”“乡土依恋”等形式出现在表层思想中，汉字作为文化基因始终发挥着继承、遗传的深层作用。纳日碧力戈认为从民族语言中关于国家认同的关键符号入手，正面建构殊途同归的心理共同体和观念共同体，是国家治理的认知突破口[29]。从汉字文化作为多民族文化基因共性这一点看，这一“关键符号”是存在的。

(二)汉字文化作为国族管理的基因

张光直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在具有文字、青铜器、城市、阶级、政府等成分时在物质或精神上的一种质量的表现，文明的关键在于财富的积累、集中与炫示[30]。这一界定立足于“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三代以前的辽西红山文化、岭南苍梧文化等，甚至夏、商、周三代各个方国，都存在一个“社群与社群之间在一个很大的相互作用层次分级结构体之内的相互作用(接触、讯息、货物的交换以及冲突)”[31]。由氏族部落到古国，在社会规模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对大宗财产、复杂事务的盘点梳理以及巨量人员的管理凸显为社会问题，早期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动力即源于国家管理的内在需求。

《说文解字·序》所言的“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19]314道出了文字创制与国家政务之间的内在关联。国族管理是汉字文化的一项本质功能，主要形式包括记事和文化传播。结绳记事是距今8 000年前部落氏族的记事方法。《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32]《周易集解》引《虞郑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33]结绳记事有记事和计数两种功能，解放前傈僳族还用结绳法记录账目[34]，哈尼族人则用绳长、结数、间距相同的两段绳子作为土地买卖的契约[35]。这从后世计数汉字多来源于结绳记事符号可窥见一斑。在约公元前五六千年的前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可见人形、鸟形、兽形、器物形等图画，这一时期的中国岩画记录了被艾曼纽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称之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农耕、游牧、狩猎等场景[36]。公元前5 000年左右产生的刻画符号已具文字雏形，《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37]《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盖取诸夬。”[19]314由此看来，书契有重要的记事和凭证价值，藉此社会上各项职事都得以平顺安定，邦国内各级人口也得到妥善管理。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2 500年左右[38]，象形字脱胎于图画记事符号，郭若沫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39]。可见，象形符号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基于先前几千年的各式记事符号演化抽象出来的。象形符号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地服务于生活记事。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26/5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