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基因论(6)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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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寅恪曾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46]文字的形义变化确然能揭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生成与演进。递言之,初文的孳生字可作为社会百业

陈寅恪曾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46]文字的形义变化确然能揭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生成与演进。递言之,初文的孳生字可作为社会百业的符号文本,各历史时期的汉字文本在社会文化所指方面具有宏观意义上的互文性,即某一历史时期的汉字体系,其社会文化意义与前后时期的汉字体系具有关联性。汉字体系的变化是一个连续演化的过程,各历史时期的汉字符号文本不能隔离看待,而是彼此构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参考互联网络。如在“耒器→铲布→钱(货泉)”的变化轴中,战国时代的铲布脱胎于三代时期的耒器,而后世用作货泉的“钱”又与这二者直接相关,同时可见农耕与商贸发生了关联。该变化过程存在名物演化和行业交叉两种经济文化关联方式。另如,从夏代的巫觋文化到商代的祭祀文化,再到周代的礼乐文化,社会权力制度完成了从巫术到史官祭祀再到礼乐规制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包含一个由祭祀文化到政治文化的跨层过渡,从“巫”()、“工”()、“中”()、“尹”()、“史”()以及“礼”()等字中可窥其貌。吴秋林认为工具的形式存在就是人类文化基因的一种存在状态,由此可以将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进行类比性表述[47]。汉字作为符号化的社会文化工具,承载了经济文化类型进化中的基因信息。

四、汉字文化的国性基因

“国性”为一国系于文化艺术、哲学思想、历史传统、科学技术等的文明根脉,具有区别性、内聚性、生发性的国家禀性。“国性”的概念,上启国家危难之际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主体的发扬,下迄当今新时代对中国文化地位的重新认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相呼应。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又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48]69之后,章太炎、梁启超、严复一辈均把“保天下”的根本落实在“国性”的概念上。章太炎仰慕顾炎武,并因此改名为“绛”。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师承关系使得章太炎得以穿透乾嘉朴学过于技术化的迷障,从国家整体角度把握住了小学的路径。

(一)汉字文化是经典文本的核心要素

戴震在《古经解构集序》中批判了所谓“凿空”式的释经方法,认为古经自汉代经师授受之后,历经各代,原本就存在错误、混乱、异解的经学更是难以考原,本应该从小学文字处通晓语言,继而明道解经,但后世学者或径直由词生训,或守讹传谬,无法建立透彻的意义基础,因此也就只能从经典外部建立无根的思想[49]。戴震的思想与后世章太炎所谓“从其质为名”[50]的文字命名思想相呼应,诠释了汉字文化在语言符号中的基础性作用——信据功能。

书面语符号,无论从其起源还是就其交际价值而言,都是契约性的,即符号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质押物,进行相关述说并形成文本,解读者从阅读中得到对客观事实的回顾,并结合读者自有语境进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谓的“视界融合”的阐释操作。同时,这种阐释也必须围绕文本的内容指向,而不应脱离该指向做宋儒式的凿空附会,使得文本阐释脱离主旨事实,成为空泛无价值的虚言。日本学者姊崎正治认为语言的运用必然伴随病质,因为语言作为一种声音手段与所指事物之间不能充分拟合,这使得语言只能作为事物的一种表象符号。这种表象主义导致病质的产生[51]。对于这一问题,汉字因其具有良好的事物拟合性而为摆脱语言病质提供了一种渠道。

作为契约符号的语言文字,其符号演化逻辑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逻辑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早期的因素形态会以类似生物基因的递生形式长期遗存于后代因素中,越是早期的因素形态,越是会沉淀于后期因素的形态底层。上文提及的礼仪文化中包含有更古时期的巫祝文化等例证均是如此。而在语言文字层面,在语素化、词汇化、语法化的语言演化过程中,后代语言意义逐渐变得虚泛、抽象。抽象义大都以具象义作为隐喻的基础,对词汇隐喻源头的考释则需要以字体训释为基础。因此,章太炎曾言,“文辞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识字而能为文者”[52]。汉字所携带的丰富的早期社会文化内容构成了汉语经典文本表义结构和文本阐释的核心要素。

(二)汉字文化存续国史正义

语言文字既是文化思想的载体,又是文化思想的组成成分。由语言演化造成的本义歧变、模糊、湮没直接造成了文本的意义阻隔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障碍,以致史书纸面的语言文字易被后人误解,以讹传讹,因而隔断了中国文化的些许脉络。周谷城曾谈及他的老师钱玄同的说法:“‘仁’字的解释多极了,但不外乎儒家经典的诠释,唯太炎先生解释有别,他说‘仁’是两个‘人’字组成的……即是要人与人相亲相敬、互爱互助,只有相互尊重,才有仁字可讲……太炎先生以西方的先进思想与学说,给古老的中国旧学赋以新的生命,这使我终身受益难忘。”[53]可见,后儒从哲理层面对“仁”的解释多流于肤表,而章太炎从字理释“仁”恰能一击而中地揭示“仁”的本质面貌,给人以深沉透彻的教育。“仁”是儒家经典的核心概念,对释经传经而言,从汉字文化角度作出训释极其必要。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26/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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