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概念问题(2)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6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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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后,玛丽·斯耐尔-合恩比(Mary Snell-Hornby)摒弃传统翻译研究中以“等值”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强调翻译与

当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后,玛丽·斯耐尔-合恩比(Mary Snell-Hornby)摒弃传统翻译研究中以“等值”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强调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活动。她明确指出其使用的“文化”概念来自人类学:“这里说的文化并非是指其狭义,即人类在人文科学上取得的高度知识发展,而是其更广的人类学意义,即人类生活里所有受社会制约的方方面面。”[10](p39-40)她进一步阐述:“第一,文化这个概念成了知识、熟练程度和理解的综合体;第二,它直接与行为(或行动)和事件相联系;第三,它靠不管是社会行为中的还是语言使用所接受的期望和规范来维系。”[11](p41)可见,她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的文化是观察和理解的框架,是影响和制约人们行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她还指出,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研究者将美国人种学家Ward Goodenough的文化定义视为标准[12](p55-56)。然而,在其著作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的中译本《翻译研究:综合法》的《译序》里,斯内尔-合恩比被称为是“促进了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向文化方面的转向。”[13](p2)令人疑惑的是,不知这里转向的是何种意义的文化?《译序》下文继续写道:“在修订版中,她删去了对她称之为操纵学派,这一盛行于欧洲的翻译研究学派的批评。这其实也含蓄地表明了她对操纵学派(以Toury,Lefevere,Hermans,Zohar等人为代表)所强调的翻译研究应从译文及目标语环境出发,研究翻译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的观点的认同。”[14](p2)从此处表露的信息来看,上述文化指向的应该是文化研究视角的文化,因为操纵学派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内容。可见,这里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视角的文化概念有混淆之嫌。

意大利翻译学者Katan坚持相对主义立场,认为文化语境是感知、理解文化并影响交际的一个重要框架。由于不同文化中的个体理解、归纳和建构现实的方式不同,于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须充当文化中介者在不同的文化框架中切换。他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共享的心理模式,“一个具有一致性和相关性的信念、价值观、策略和认知环境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文化的每一个侧面相互连接构成一个统一的文化语境,以此标明一个人及其文化。”[15](p17)这种将文化看作是一套理解现实和组织经验的共享体系显然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然而,在Katan的Translating Cultures(《文化翻译》)一书引进版的《出版前言》中,他的研究被置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加以介绍,这似乎不太合理。

其实,Bassnett曾提醒人们,“翻译研究早期‘文化主义者’所用的术语来自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学视角,并不是文化研究视角。”[16](p130)不仅如此,后来倾向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人类学视角翻译研究,也不是文化研究视角。遗憾的是,在很多关于翻译的文章、著作和教材中,文化的概念被混淆和误用了。

二、文化研究视角的文化概念与翻译研究

那么,文化研究到底研究的是什么“文化”呢?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中,一些学者如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格特、E.P.汤普森等,反对之前的阿诺德和利维斯将文化只是等同于高雅文化,而忽略大众文化。他们认为不存在超阶级、全领域的同一性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中,有一个支配文化群体决定着该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被支配文化群体则被有意或无意地要求遵循。另一方面,被支配群体则力图挑战支配群体强加的单一“文化”概念。他们运用各种策略来打破沉默,获取权力。简言之,文化不再被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多元性的文化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展开博弈。约翰生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三个特征: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别分化,与社会关系和种族的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的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17](p8-9)。

文化研究广泛涉及阶级、性别、种族、权力和社会斗争的特点,使之在文学、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得到广泛应用,翻译研究也不例外。Mona Baker虽然不同意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说法,但也承认翻译研究的发展动态与人文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存在联系和互动[18](p12)。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携手的契机在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这一点与翻译研究的‘边缘性’、对传统的学科体系的反叛和对原文文本的‘创造性叛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p10)自此,翻译研究的焦点转向文本转换过程中的操纵性因素,如权力、诗学、规范、赞助人、意识形态等等。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26/5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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