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概念问题(3)

多元系统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该理论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反映了翻译研究转向的是何种意义的文化。Evan-Zohar、Toury等将目光投向文学翻译与目标语文化的互动机制。他们认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文学是多种系统的集合，是一个系统的系统，即“多元系统”。在此系统中，各种文类、学派、流派等相互竞争，以赢得读者、获取地位或权力。作为对多元系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Toury在描述翻译学里阐述了翻译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他的“文化”意为抽象的系统或网络，是指“与翻译有关的整个社会语境，包括规范、规约、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或‘接收系统’。”[20](p49)Bassnett和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正式宣言，宣告翻译研究从“文本”转向“文化”。在这本书里，文化的意义进一步被拓展，比Toury“更加宽广和具体，包括后殖民领域、女性主义话语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误读等研究的新进展。”[21](p50)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评述1980年代的翻译研究时，Snell-Hornby将描述翻译学、目的论、翻译行动模式和解构主义都置于“1980年代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 of the 1980s”)标题下。她指出“文化是目的论的核心概念，于是1980年代中期德国就产生了‘文化转向’”，这里的文化是指“知识、精通和感知的统一体（特别是规范和规约观念），它是功能主义路径翻译研究的基础。这种路径将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和社会行动的特殊形式，而不是抽象的符码转换。”[22](p55)在她那里，来自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的文化概念都归属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知这样是否会导致概念的模糊和理解的混乱？其实，她自己也有所觉察，“对文献的仔细阅读显示，实际上，同一术语经常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文化’。”[23](p64)Bassnett在讨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时，也曾指出了文化概念的演化，“翻译研究业已摆脱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逐步走向多元文化的概念。”[24](p133)

虽然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特征，但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却更多地是指向具有非精英性和边缘性的大众文化，而不是泛泛而指各种意义的文化。如果将来自不同学科和理论体系的文化概念，统统不加区分地纳入到文化研究中，就会造成文化研究的话语通货膨胀，包罗万象却又模糊不清，这恐怕也是文化研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同理，当我们在讨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也必须澄清转向的是何种“文化”。

三、哲学视角的文化概念与翻译研究

上述提及的文化，无论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精英的，还是大众的，文化间的边界始终存在。换言之，文化A之所以是文化A，是因为其不是文化B，A与B相互对立和否定。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结构，成对的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如黑—白、好—坏、男—女、东方—西方等。他抓住观念可同时存在于对立双方中这个要害，建立了他的解构主义思想，并借此对从古希腊绵延至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的绝对二元对立思想发起了挑战。他指出，如果去掉二元对立间的“—”，双方就会彼此包含对方的某些成分，形成以二元为两极的连续体。

解构主义思想启迪人们重新思考翻译研究中的文化问题。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认为，翻译要么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让作者靠近读者。两种方法泾渭分明，不能混杂，否则会产生非常不好的结果，导致作者和读者永远碰不了头。施氏翻译思想影响深远，余荫不断，以不同名称成对出现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Nida的“形式对动态”（formal versus dynamic）、Newmark的“语义对交际”（semantic versus communicative）、Levy的“反虚幻对虚幻”（anti-illusory versus illusory）、Evan-Zohar和Toury的“充分对接受”（adequate versus acceptable）、House的“显性对隐性”（overt versus covert）、Nord的“文献对工具”（documental versusinstrumental）、Venuti的“阻抗与透明”（resistant versus transparent)等等[25](p181)。这些成对概念反映了众多西方翻译理论在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两极间交替的模式，体现了深嵌在西方逻辑思维中的二元对立观，表明了不同文化的排斥性和离散性。Pym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评，“边界只有两边，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交集。”[26](p178)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史证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清晰可见的“边界”或“断层线”，而是存在着重叠的“灰色”区域。居于其间的译者（翻译）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交互性（interculturality），或某种程度的文化交互性。”[27](p177)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26/5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