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革新中国神话学的前沿发展(2)

（二）对经典命题的批判

在上编各篇论述中，我们都能清晰看到学者们对中国神话学的经典命题：中国神话零散不成体系、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这两个既定结论的深刻批判。概括而言，这两个问题的失误在于借助现代西方的知识论，对本土文化作了扭曲的理解和解释。一方面，从建构中国神话学的学术立场出发，茅盾、袁珂等人在“神话历史化”理论的观照下希望还原古史，构建中国的“神的系统”。然而，为了能在古籍中发掘出和西方“神话”内容相似的“片段”，他们不得不采取“镶嵌、拼凑”之文本重构的方法，而忽于反思所谓的中国神话零散不成体系的判断，是否正确？另一方面，“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已经成为神话研究的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连法国的马伯乐和美国的杰克·波德都用这个观点解释问题，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神话的“忽视”和“歪曲解释”就成为破坏神话的罪人。直到近年来，才有神话学者突破了神话→历史的线性思考方式，从华夏文化的特质这一更根本的问题来怀疑这个结论。比如，陈连山认为，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出发，就不需要假设所有中国上古史是由神话经过历史化转化而来，也不需要假设中国神话经历了普遍的历史化。吕微认为：神话学因特别关注神话的体裁信仰形式进而纯粹信仰形式，而指向了人的本原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认识的可能性，即对于人而言，道德性的存在无疑是一种超越（动物）性的存在。据此，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本原神话、本真神话（道德神话），大概只有《尚书·尧典》和《圣经·创世纪》讲述的尧舜禹和上帝的少数故事庶几可许。进而，中国现代神话学学术史上关于“中国神话历史化”假说所假设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汉语神话从非本原、非本真的自然神话向本原的、本真的道德神话的转换，而不是什么神话消亡的历史罪证，其在中国神话史乃至世界神话史上都意义重大。作为神话学者，理应站在神话学先驱者的巨人肩膀上继续推进这一学术传统的独到之处，而不是轻易地从这一学术传统已取得的成就上后退。

（三）对《山海经》的反思与突破

如果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西王母、昆仑山就是各方猜想的聚焦点。论文集中叶舒宪、陈连山、刘宗迪、吴晓东、李川的研究都对此有涉及，他们的研究共同朝向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质疑：《山海经》何以成为中国神话学的翘楚之作？它理所应当被视为一本神话学著作么？

陈连山一针见血指出，现代学者以西方观念评价《山海经》神话的崇高价值，实乃一种全新的研究策略。然而，所谓“语怪”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之中的确没有起到希腊神话、基督教神话在西方文化史上所起到的那种巨大作用。陈连山认为《山海经》实际是中国古代地理志，并非文学叙事著作，更不是神话著作。李川认为，中国神话学界参照西方模式和理论样板来发掘本土资源建构新学统，在强调《山海经》的神话属性时，实在高估了此书之于中国知识系统的作用。刘宗迪指出，先秦关于华夏世界的想象都是基于《山海经》，而非《禹贡》。从《山海经》范式到《禹贡》范式的变迁，实则是从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到画野分州的世界观的变迁。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制度从封建宗法制度到专制郡县制度的转型。战国秦汉之际“废封建立郡县”这一千古未有之巨变，彻底改变了地理学观照、理解和呈现世界的方式，导致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的断裂。

突破常见的文献考证路径，叶舒宪在论文中介绍了他及其团队共计十三次、耗时四年的玉帛之路考察。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系列新见：史前期各种地方性的杂色玉石崇拜的大传统，最后归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一元性的昆仑山和田玉崇拜之小传统，这是神话观念与现实物资利益的双重促动结果。昆仑山的神圣性和神话化过程之所以发生，主因在于其特产的和田白玉——在古代一直被国人奉为最有价值的物质。河出昆仑神话地理观不是向壁虚构的文学，也不是错误的地理科学，其发生的根源在于玉教崇拜的思想，特别是玉石神话信仰的“新教革命”。“河出昆仑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人文地理信念，其背后有一整套天人合一神话信仰的体系，其最大文化价值在对中国文化的构成和国家版图的扩大，产生了决定性的观念引导作用。我们不宜套用西方的学术分科范式，把昆仑玉山看成虚构的文学神话，或把河出昆仑视为谬误的地理学。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309/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