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革新中国神话学的前沿发展(6)

除了主核、范式、观念、谱系的开拓式研究，纵横捭阖式的原理探讨，论文集还有新颖的个案探索。吴晓东从古音分析和故事结构对比两方面，论证了涿鹿之战并没有真实发生过，涿鹿之战故事的人物、地名具有其内在的演变规律，涿鹿之战即阪泉之战。作为争鸣与商榷，来自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李辉的研究恰恰指向：诸如涿鹿之战的神话就是历史，而且是可以通过分子人类学研究来佐证的历史。李辉结合分子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的综合研究，通过对古人类的基因提取方法，希望作证上古神话的遗产真实性。他强调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史前遗址墓葬个案进行古基因比对研究，完全可以构建新的上古神话历史。当然，笔者认为：基因研究话语与古史和神话人物之间，能否完全无堡垒对应融合，尚需有诸多环节要论证。但是，神话学与生命科学家用基因图谱重构出的遗传脉络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相辅相成，从而给理解古史，尤其是无文字时期的神话历史带来许多启发性思考。

在新兴领域面前，科学研究已经进入一个以数据为重要依托的新时代，研究方法带来的挑战正在考验着传统研究。面对数以万计的中国各民族文献神话、口传神话、文物神话和民俗中的神话，如何找到一个挖开冰山一角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成为神话研究者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王宪昭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通过系统的神话母题研究与归类，探索适合中国多民族神话宏观研究、比较研究的母题分析方法和相关理论。他的文章以神话母题编码和数据库为例，对中国多民族神话资料学建设，以及母题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

四、重拾“神话”的功能与意义

针对那些常见的神话故事观念，吕微质疑神话是否就等同于单纯文本—内容视角下的“起源故事”？如果一则叙事不再能够发挥宪章功能，那么对于该叙事，我们能否还称之为“神话”呢？他认为，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任何置神话叙事的信仰功能的“形式本质”于不顾的做法，都是神话研究在理论上的倒退。而在中国神话学学术史上，这样的“倒退”不乏例证。避免“倒退”，如何从神话的意义和功能上重新定位神话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这也是本论文集呈现出来的闪光之处。

第一，神话对中华文明和中华认同的整合功能

国际学界历来只承认商代甲骨文记录以来的中国历史，即有文字以来的三千多年中国史。同时，国内外更是不乏学者仅从现代国族认同立场理解“中国”，拒绝承认或忽视几千年未曾间断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否定至少五千年以上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忽略基于文明起源特色的中国文化，如何在几千年的承传中被表述、被承传。神话——应该是我们整合历史的最佳载体。

叶舒宪认为，神话性是整个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突出特征，诸如构成华夏文明基因的“道”“中国”“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关键词，皆蕴含着特定的神话编码，而这些观念都能够在神话思维中找出原型。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不仅如此，中国人自古相信炎黄时代以来五千年，而当今国家的上上下下也坚信五千年文明说。可是自从1920年代的胡适、顾颉刚等掀起古史辨派的滔天巨浪，三皇五帝时代的正统历史观念早已被冲毁。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仅有三千余年，国际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的先秦卷拒不承认四千年前夏代的存在，五千年前的中国要到哪里去找？从时间长度上、空间广度上，神话于中国文化，都有决定性意义。换句话说，对神话中国的研究，其本质上是建立对中国早期文明的一种认知新模式。

针对早期文明而言，人类对文明本源的理解，从本质上构成了今天的现实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英、法等国最优秀的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家都曾热衷于对早期文明的想象、研究或重构（比如马克思、涂尔干、弗雷泽、韦伯等等）。这些研究逐渐蔓延到其他学科，形成一种整体布局，深刻影响着今日各个领域。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物质生产、神话信仰、权力诉求和生态环境等多重制约和相互作用。其中，神话观念、神圣性诉求、以及相应的权力（礼乐）话语建构，对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起承转合、对具体的历史叙事和文献文本起着支配性作用。中国神话学的革新与发展，其本质是对现代人文学术传统及范式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及再造。

第二，神话与当下现实的互动功能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309/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