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世界银行为

一、人类学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争议

人类学早期历史大体上和殖民主义的实用有很强关联。当时，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人类学家都对人类学的知识应用有很深的参与。在英国和法国，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管理难题给人类学家和政府合作提供诸多机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杰出作品。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人类学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在印第安人管理事务上的关注。随后，人类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政府决策的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应用人类学”分支。20世纪60年代初，人类学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帮凶，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但20世纪60年代末就重振旗鼓，再次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实践中。

人类学在实践与应用层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纠缠往复的过程。早期，人类学家与政府官员、行动主义者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人类学家通常会强调当地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自由主义倾向和反帝国主义倾向的人类学家，认为当地文化是值得保存的，对殖民主义行为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这对急于解决问题的官员和行动主义者来说简直不可理喻。他们认为，人类学家的书生意气对殖民地的日常管理没有任何好处。所谓人类学家和殖民政府的合作实际上更多是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

况且，不只是殖民政府和其他行动主义者对人类学家参与应用事务颇有微词，人类学内部关于要不要参与实践、如何参与实践也一直争议不休。参与实践意味着以人类学家的身份介入到当地的变迁。而多数实践是以促进当地的改变为目的的，哪怕是以保存当地文化为目标的实践，一般到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当地的变化。人类学家作为外部观察者到底有没有权力介入和干预当地事务，怎么应对“变迁”问题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学术伦理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关于“文化接触”和“涵化”的研究提出“变迁是社会不可避免的事实”的观点，该问题才算有了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回应。 即“变迁时时刻刻地在所有社会发生着。有时它是突然的、灾难性的，比如当一个政府系统被革命摧毁或被另一个系统取代的时候；有时它是缓慢的、几乎觉察不到的，甚至这个社会的成员自身也不能很好注意到”[1]。这种把变迁看成是社会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看法，越来越被人类学家接受，并成为人类学家参与实践的一个基本理念。

还有一个因素也在影响人类学家直接参与社会实践，那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对于应用人类学家来说，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伦理问题：假如一个文化应该从它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和发展的话，那么来自于其他文化的人对该文化的发展哪儿来的发言权呢？埃里克·沃尔夫曾反思说：“应用人类学，从定义上来说，反映了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反动，因为它不认为应用人类学的这个文化和被应用人类学的那个文化是平等的。”[2]这表明争论的实质是权力问题。正如范林根所说：“人类学的历史，无论是基础的还是应用的，都是人类学家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历史。”[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学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类学家承认，他们参与了他者文化世界的场景与行动[4]。应用人类学家不断地与他者或亲密或普通模式地在一起工作，双方之间的资源、状态与权力分配也就随着这种共同状态而不断变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文化”和“部落”的研究让位给“族群”研究，然后关注点更多在于“社区”和“问题”。这种“刻意凝视”远离了对特定文化的描述，在努力回应人类学家对他者文化的代表性伦理问题，也努力让他者“为自己说话”[5]。人类学家与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因此有所转变。“为自己说话”表明被研究的文化与群体越来越有能力反驳和争取权力。

虽然，这一争论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但更多人类学家已不再被文化相对主义绊住脚跟。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尝试投身于实践和各类项目之中，将人类学方法与知识应用到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中。政府需要信息和政策帮助，而人类学家的研究则提供可能的反涝谒魑罢宋省钡木兄赋觯难芯肯钅可婕靶矶嗌缁崾导适挛瘢峁┏鞘猩缁岬鞑楹屯恋厥褂玫确矫娴淖乙饧鸞6]。这是当时人类学应用性的常见模式。20世纪初，人类学家倡导一种参与社会现实的行动准则，强调：“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明晰社会问题、推动问题解决、改善世界的承诺。”[7]应用人类学家在进行“相关性”探索时[8]，需要给行动以承诺，以更有效、更道德的方式进行研究，同时将地方问题解决的特殊性与更大的社会政治语境联系起来。应用人类学家参与实践的目标除了塑造公共理论话语之外，也要为社会问题提供有证据支撑的解决方案。应用人类学帮助人们适应变迁，特别是在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规划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学家大量受雇于各种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9]。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316/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