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11)

音乐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多次呈现， 足见布迪厄对其之重视。可以认为，音乐品味在决定高身份阶层者最具代表性（representation）。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有段关于“文化贵族”（或精神贵族）的讨论，音乐在此扮演了重头戏。他说，学术资本（通过学校教育的时间长度来衡量）和知识，或者一些领域中的实践，如音乐或者美术，遑论爵士乐与电影，其相关性就像是参观博物馆和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提出了关系的意义的问题。换言之，通过这样的两个概念的结合所决定的关系决定了认同。[28]18所以，在法国社会里（其他西方国家也差不多）一个人的教养和认同是与能否欣赏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联系在一起的。音乐，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了社会阶级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指出，准确诠释不同阶级中或者一个阶级中所发现的，涉及各种合法的艺术、绘画、音乐、戏剧、文学等，需要理解它们的“社会用途”(“social uses”) ——无论是否合法（legitimate），每一种艺术、文学体裁、工作，或者机构都有社会用途。没有什么比音乐品味更清楚地认定一个人的“阶级”，也没有什么比音乐品味更万无一失地进行阶级区分。这当然是因为得助于获得相应性格倾向的条件较为稀缺之故。[28]18

显然，在布迪厄眼里，音乐几乎成为最重要的判断一个人的阶级背景、身份地位的透镜。他认为，最重要的分类实践莫过于去音乐厅和弹奏贵族乐器（这种活动比起去剧院、去博物馆、去现代艺术画廊显得不那么普遍）。同时，炫耀“音乐文化”（ “musical culture”）不同于其他文化展示：考虑到它的社会定义，“音乐文化”不是可计量的知识和经验与能力合起来作为谈资的东西。音乐是心灵的艺术（the arts of the spirit）中是最具灵性的(spiritual)；对音乐的热爱表明富于“灵性”（spirituality）。中产阶级的世界设想自己与民众的关系是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对音乐的迟钝无疑代表了某种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是粗糙形式。[28]18-19不仅如此，音乐被认为是纯粹的艺术，“它什么也不说而且没东西可说”（it says noting and has nothing to say）。而其他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等，都有故事情节也表达自身的政治倾向，所以，剧院划分了工作也划分了自己，如巴黎塞纳河左岸和右岸戏院、布尔乔亚（bourgeoise）戏院和前卫艺术（avant-garde）剧院， 都在美学与政治上密不可分的。然而，在这方面，音乐没有可比性（但布迪厄亦承认最近出现了很少的一些例外）。 音乐代表了站在世界对立面最为激进和最为绝对的形式，尤其是布尔乔亚的精神气质所要求的所有的艺术形式。[28]19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那布迪厄在此不啻在说，音乐成为以不接地气为荣的法国精神贵族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音乐对于群体认同有塑造作用，因此在布迪厄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眼里，音乐还是一种“集体的技术”（“technology of the collective”） ，因为人们会因为品味相同和相互吸引。这在当代社会尤为重要，作为个体可以潜在地是许多群体的成员。[28]19这就是说，音乐在形塑身份认同上的重要作用。人们通过不同的文化消费来与其他身份者相区别。与参观博物馆和画廊一样，上音乐厅和歌剧院也是一种边界构建。而熟悉高品味的文化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里，意味着能够与高地位的身份集团建立起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会带给人一份体面的工作。因此文化资本可带来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换言之，音乐消费（其他文化消费亦然）是自我想象的重要部分，而抽象的象征性边界（symbolic boundary）和品味偏好可以带来具体的利益。

布迪厄并不是在贬低音乐，而是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音乐在一个分层鲜明、具有十分强烈阶级等级色彩的社会里，所起的维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等级系统的微妙作用。法国的共和理念讲究人生来平等，但这不过是理想而已。法国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无不为人人平等鼓与歌，但这种不平等社会等级的隐秘性和它的文化领导权，使许多法国知识精英不自觉地参与这种不平等社会等级的制造和再生产过程中。我们从布迪厄关于音乐的不算多的文字中，感受到巨大的理论和诠释的穿透力。

（六）人类学在哪些方面可以对音乐研究有所贡献

音乐不是一种单数的现象，从而难有统摄性的单一定义。[29]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强调，音乐与“非音乐”的区别是一种社会建构——其本身被社会安排和文化预设所形塑，同时也形塑了社会安排和文化预设，这样的观点建立在将音乐概化为物体（object）和活动（activity）的理解之上。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1/6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