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13)

乐户是明代户籍制度上的分类，明代的户籍分类多以所从事职业为记，但各种职业不是平等的，乐户属于下九流的行业是为“贱业”，构成乐户者多为家中有人因故触犯刑律定为重罪而连带被消除原籍而沦为乐户，因此乐户是污名化的户籍，身为乐户者只能通过他们在音乐上的才艺为办丧事服务，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但由于这一群体的实践，却也为我们保持了许多音乐性的东西。在此音乐作为一种活动，其意义极为明显，而因该活动系维生之本，故而乐户表演的整体不啻为物件，他们的活动是需要购买的，所以，乐户的音乐与表演就是物件化中的商品，而它之所以没能因为商品性质而为民众喜闻乐见，显然是因为乐户的社会等级极其低下，这种观念至今依然在社会中留有影响，其中，乐户摆脱不了世袭就是这种影响的明证。

人类学在观照（perspective）上是典型的“以小见大”，有助于音乐研究寻找自身的宏观视角。比如，看待今天的流行音乐，我们可能会问，全球化给音乐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市场与流行音乐的关系？今天的流行音乐究竟仅仅是情感的表达还是理性的产品，如果来自理性，那我们要问，在什么程度上它是理性的？我们是否可以从流行音乐的生产一窥韦伯对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性的终极忧虑？

人类学的认同研究与音乐学里对认同与音乐关系之间有某种契合。认同建构同时，也就是制造边界（boundary making）。布迪厄已经指出，音乐品味在制造等级区隔中的重要文化作用；但在许多社会里，音乐是否都起了这样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处在前农业时期的我们的同代人里，他们的社会是不区分音乐与“非音乐”的。换言之，他们没有懂不懂音乐这样的概念。音乐对于他们是人人参与的事，每个人都是音乐的——这是他们的一般状况；音乐生活与其他的社会生活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音乐究竟有无区隔的作用呢？韦伯在其他研究中告诉我们，在许多社会里，仪式往往是划分社会身份的边界。换言之，能否参与某种仪式决定一个人的身份是否为社会所接受。如是，那么仪式中的音乐在塑造人的身份认同过程中意义何在，音乐如何强化参与者的认同感，这些都需要从人类学关注个体行动的视角来研究。

结 语

本文的上半部分①本文上半部分见本刊2020年第一期，第7-15页。讨论了音乐研究在社会人类学中的边缘地位的成因，指出，人类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对这一状况的形成有所影响。而在传统上，人类学研究的是无文字的“简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音乐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sector）而是嵌入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里，因此，人类学家会觉得专门析出研究当如何下手，而且也没有必要。另外，人类学家所面对的社会的音乐“简单”和“另类”使他们觉得非学有专攻者恐难以把握和诠释。过去，英美人类学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两种取向也有些限制。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人类学里还有些音乐研究，社会人类学里则鲜见。音乐在人类学研究中的窘境是人类学家自己造成的，但这一窘境却也推动了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滥觞。

本文的下半部分首先讨论了社会理论家与音乐之间的互动及其有关研究，社会理论家的论说有助于我们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和拓广自己的思路和理论建构。音乐对于马克思体现的是人本的文化质量问题；而对于恩格斯是一种令人陶醉的艺术和技艺，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音乐的态度、偏好等，理解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在提及音乐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和社会关怀。音乐对于韦伯，则是他研究的对象，韦伯试图追溯社会因素在音乐的创作核心和技术基础中的影响，他的主题是：社会因素产生理性财富（rational properties）影响了西方音乐的发展轨迹。

韦伯的音乐社会学建立在他的行动类型学上，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模式上分析音乐文化；在独特发展的理性结构当中发现西方音乐的特性；“除魅”（disenchantment）是韦伯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概念。韦伯看来，西方文明一个主要趋势是理性化，所有制度性场域里，如商业、政府、政党、宗教等，都在效率和材料的合理运用和目的之间进行计算，旧有的神话学被抛弃、禁忌被颠覆、各种魔幻的东西都在科学的光照之下被清除，世界日益世俗化。但是，韦伯担心，当科学去除了所有神秘的东西，当理性思考将所有的一切改造可计算的关系时，使西方音乐文化的表达彻底转变成为数学的方程式。这与他对现代性的悲观态度是一样的。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1/6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