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6)

与不少同辈知识分子一样，韦伯对瓦格纳态度复杂，说自己“对他怀着两颗心。在对他的能力的深深崇拜之外，我对很多捏造和虚伪的东西感到厌恶。我不愿意看到这些将会流行的东西。”[1]年8月5日韦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瓦格纳是“大师级巫师”（a master sorcerer）。[10]足见他对瓦格纳的看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相同。韦伯还批评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令人失望，认为演出始终是装腔作势，音乐让他觉得是一种空洞的甜蜜，一种肮脏的肉欲和基督教象征主义的大杂烩，根本不存在着他在巴赫、贝多芬和李斯特的杰作中能够体验到的宗教热诚。但他对瓦格纳的另一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艺术真实和恢宏壮丽赞不绝口，还曾经把这部艺术品看作是对尘世的最高净化。①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全称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韦伯对瓦格纳的评价，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下册）第574-575页。在同一封信中，韦伯还说，他自己并不能确定对瓦格纳的两种感觉哪一种更值得发展。

韦伯希望他能写点关于音乐史的东西；但仅关于具体的社会情境（specific social circumstances），由此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仅有“和声”（harmonic）音乐——尽管其他文化有着更好的“耳朵”，而且展现出更密集的音乐文化。和声音乐的产生是修院教士们的非凡成就。鉴于瓦格纳如日中天的权势和丰富异常的音乐创作，韦伯提出德国是如何在现代性里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问题。[10]所以，音乐在韦伯的思考中成为探索理性化过程的器具和途径之一，他试图通过音乐，进行一项最为系统，但却没能完成的现代生活领域及其动力的实证性历史研究，尤其通过对西方和声体系（harmonic system）的出现、逻辑和建构所进行的研究。

麦考尔认为，关于和声音乐和教士的音乐实践之间关系在韦伯著述中再次出现，是在他的权力社会学（sociology of power）研究中。韦伯之所以有雄心在音乐研究上做贡献和将音乐整合进他的理性化过程的文本里，部分原因是音乐在他那个时代的地位，尤其是瓦格纳的杰出成就和人气所形成的特定的音乐乃至政治氛围。 在魏玛第二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各界讨论最为热烈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和瓦格纳主义之间的联系问题。韦伯认为，盲目喜欢瓦格纳的现象与糟糕的政治现实平行，而一种不健康的情感把自由主义者吸引到恺撒般的克里斯玛人物——俾斯麦（Bismarck）身边。对韦伯来说这是个问题：他所了解、喜欢的晚期浪漫派音乐文化是否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民族主义向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形式转型，同时，这是否也与1848年革命失败有关？音乐如何影响德国历史上所谓的“特别之路”，即Sonderweg？②所谓的“独特之路”是德国学界长期讨论的问题。这种强调文化独特性所引发出来的走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最终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0][11]

韦伯对历史的一般性思考的实质性和方法论贡献是众所公认的。韦伯深知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来自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所关心的议题。而在他自己的时代，音乐早就远离了边缘状态，在文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韦伯相信西方进入密集理性化所刻画的时代，认为西方的理性化性格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世界的祛魅。[12]在韦伯眼里，社会的理性化可以有两种方式来丈量：思想的巫术成分被取代的程度；理念系统性增长的连贯性和自然主义一致性的程度。[13]来自自由主义启蒙思想背景的韦伯将此视为文化生活的祛魅。这一理论取向受到单线发展观的影响：社会的轨迹通向一个虚拟的完全祛魅和理性的未来，而过去（the past）则是一个非理性的、魔幻的精神世界。韦伯认为，社会的理性化不能用来预见任何未来；他的理性世界祛魅理念在概念上应被理解为理想类型（ideal type），用以刻画在多大的程度上社会理性化，以及是否这一理性的趋势是人类意识中无所不在的成分。[12]

据此，理性过程可以运用到标准化及西方音乐在欧洲的大众化转型。韦伯研究了教会科层化的历史以及科层化如何影响了教会音乐的创作。首先，教会将那些可以接受的音乐实践和创作和表演音乐的规则标准化。这些例子表现形式体现在结构化的和声、合唱团与管弦乐队的组织、乐器的常规设计，这些实际上在启蒙时代就已经在教会中有所实践。[9]韦伯发现，一种值得注意的一致性贯穿了历史，即调性的体系，这一体系始于西方并使西方独一无二。这一体系的出现是当音高的区分从一种临时性的取向转变为一种系统性计算的取向之时。这种取向的基础部分地建立在数学和声学的基础之上。 韦伯还揭示了中世纪教会僧侣发展起来的标准逐渐进入主流音乐。 韦伯发现，古代宗教的僧侣是今天的标准化乐谱体系的始作俑者。标准化乐谱帮助他们编目音乐以便保存和传之久远。这一系列的理性化促进了西方音乐的繁荣并以其精细独步乐坛，如管弦乐。同时，这一过程展示了关于理性化的一般社会过程。[14]虽然这一系统并非唯一和最为科学地将音高分为不同的音符（dividing pitch into notes），但它却被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尤其在西方世界， 而且个体听音乐的习惯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5]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1/6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