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7)

在韦伯看来，在理性化过程中，标准化十分重要。这在罗马天主教会中最为典型。教会的科层化影响了教会音乐生产的理性化和科层化，也影响了欧洲古典音乐创作中“常规”（“conventions”）的形成。①指写作、实践音乐时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我们已经提及的记谱系统、结构性的和声，有组织的唱诗班、剧团、管弦乐队以及标准化的乐器制作都是理性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chmuel Eisenstadt）认为，韦伯的理论是典型的西方视角，他的预设根植于结构，而这些行动者所不知道的结构形塑了历史事件。[16]韦伯的方法论是通过研究音乐符号来寻找理性化的证据。这在罗马天主教音乐记谱中得到了证明，罗马天主教会是唯一储藏有实质性的古代音乐记录的机构。韦伯发现的资料证明了他的观点：为了便于教学和将礼拜音乐（liturgical music）传之久远，僧侣们将音乐符号标准化。同样的，乐器也按照标准化的型来制造以符合教堂的音乐要求，便于使用标准化乐谱的各种室内管弦乐演奏需要。今天的研究者可能对韦伯的音乐社会学有所保留——他寻找能证明其理性化的证据，这就可能会排除其他材料；另外，韦伯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取向的跨文化比较也使他无法发现其他文化中的乐谱。②这一批评对韦伯略有不公。韦伯广泛援引来自不同文化的资料，虽然都不是第一手的，但韦伯显然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说明，西方音乐之所以“西方”(Occidental)是因为经过了教会僧侣的改造、制定标准、改良记谱、乐器制作标准化的理性化过程。而在其他文化中从未出现这样的，有时教皇也参与的“系统工程”（如15世纪西部教会大分裂之后，教皇重建罗马唱诗班，使对位法主导了教会歌咏的多声部艺术出现在罗马天主教教会里，并在16世纪以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主导了民歌的艺术创作。），说明了为什么其他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如西方这种高度理性化的音乐。

作为研究者，韦伯在理论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发现上同样如此。这些发现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隐藏在他著述的脚注里。而我们通常被他的理论和阐释所吸引，忽略了他所使用的宝贵资料。韦伯的音乐社会学除了对音乐理性化过程的历史论证之外，他还注意到19世纪中期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欧洲特有的文化氛围——音乐不仅是上流社会和王公贵族生活中之不可或缺，也在新兴的中产阶级社会中流行开来。19世纪初开始，钢琴在欧洲北部变得极受欢迎，但在南部则相反。韦伯研究了这一现象，认为这是更大的文化系统的结果。住在欧洲北部者因为气候关系更喜欢待在屋内，而且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钢琴因此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构件和身份象征。19世纪欧洲对乐器的需求也影响到整个殖民世界，钢琴成为商品并拥有了斯坦威等高质量的标准化品牌。这种现象韦伯考虑为“钢琴的解放”（“emancipation of the piano”），其实也就是钢琴的商品化。但韦伯将此与其他现象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国际炫技家莫扎特的出现；许多音乐大师献身钢琴所产生的感染力，如李斯特、肖邦等将 击钢琴带向成功；钢琴的用途和丰富的表现力，使普通家庭也能“阅读”所有音乐作品，适用于普通伴奏和教学。在教学上它取代原先的古老乐器如独弦琴、原始管风琴、基萨拉琴等，伴奏上取代古代奥洛斯琴、管风琴以及琉特琴等。作为上层社会的业余乐器，它取代了基萨拉琴、北方竖琴和琉特琴。近现代的和声教学也主要用钢琴。[17]钢琴在南方之所以不如在北方普及，气候是一个重要因素。南欧人喜欢户外活动， 而且气候和历史的原因也不利于钢琴的保养。因此直到韦伯生活的时代，普及程度都有限。[18]

（三）音乐之于涂尔干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是当代社会学奠基人。他著述丰富，不像韦伯，涂尔干从未对音乐进行任何专门研究，但在他有名的宗教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附带涉及音乐，盖因在仪式当中音乐不可或缺。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总是趋于整合，宗教在社会整合上发挥重要功能。 涂尔干定义了两种维系社会的模式。其一为机械团结（mechanistic solidarity），它的内在凝聚力来自人们在社会的角色和地位（role and status），人们身份多少都被视为具有同等的价值。这对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尤为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统一的社会组织构成是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或者氏族（clan），而独立个人完全融入社会，区隔微乎其微。第二种模式是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在此，社会秩序通过复杂的劳动力分工和角色区分而得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尤为依赖专业化任务整合。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1/6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