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川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2)

三、人类学视阈下对川东体育非遗传承阻碍的微观剖析

(一)体育非遗与组织功能：体育非物质文化相关组织功能消失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家族”是川东地区文化生活组织的基本单位，血缘亲疏是其组织内核，经济联结是其组织基础，文化一致是其组织的外显。体育非遗作为家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将较为松散的个体凝聚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的统一体，其组织功能主要表现为通过节庆活动、祭祀活动、农事和战争等活动中的文化实践规训家族成员日常行为，实现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与协调一致。部分非遗项目中道具制作与仪式展演人员仅限家族内部成员，传承人的遴选也多限于家族内部，这虽使文化辐射范围受到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体育非遗在家族内部组织功能的发挥。伴随川东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家族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早已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小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的新的社会构成形式，体育非遗也逐渐突破了家族壁垒，而成为社会大众所共有的文化遗产，组织主体由各家族族长让位于政府和社会力量，这势必带来体育非遗在传统家族中组织功能的淡化，导致个体与家族联结的离散。

(二)体育非遗与经济结构：支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运作的传统经济结构断裂

体育非遗项目的开展需要相关经济支撑[4]，川东体育非遗项目的正常运作与其背后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自其形成伊始至“文化大革命”，家族在体育非遗的正常运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传统体育的启动资金多来源于家族共同收入以及成员的“份钱”，其运作架构在家族经济结构之上；经历“文革”十年浩劫，诸多传统体育项目因被视作“迷信”“四旧”而发展停滞，传统的家族经济也遭到重大破坏，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体育非遗在农村的发展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川东社会结构由家族向家庭的转向愈发明显，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实行“大包干”，切断了个体与家族之间经济纽带，支撑体育非遗运作的传统资金链条也由此发生了断裂[5]；而现阶段，川东体育非遗“造血”功能发展尚不均衡，部分项目运作资金仅依靠政府经费资助和非遗项目补助，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仍未形成依靠自身营利、辅以政府补助、动员各路资金的理想化资金支撑结构。

(三)体育非遗与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的交流传播导致了传统文化结构变迁

从商周至秦汉，川东地区地处大国势力夹缝地带，兼并战争时常发生，至元末明初和元末清初，战乱导致的人口锐减促使当地官府实行“湖广填川”的人口迁移政策，社会动荡与人口迁移虽加剧了地域文化碰撞与融合，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川东传统体育文化的框架结构，反而磨砺出当地民众热情、尚武、坚韧的文化内核，展现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韧性与张力。漫长的集权统治虽赋予川东社会巨大的文化惯性，但在现代文化巨大的外力冲击下，传统文化在结构层面正在发生速度惊人的滑移。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结构的冲击体现在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意识文化多个层面：崇尚竞技与竞争的西方体育文化渗透，正在蚕食川东体育非遗的发展空间，动摇了其展演与传习的固有制度；计算机、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川东青年一代文化交互方式，塑造着有别于传统体育的文化行为；现代文化裹挟着五花八门元素，不断刺激着民众的视觉神经，使其对自身文化兴趣与传承意识日趋淡薄。

(四)体育非遗与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变迁加速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脱离

如果说组织功能、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体育非遗面貌的直接因素，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变则是川东体育非遗与当代社会脱离的间接因素。当代川东民众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由趋同向个性、由单一向多元的演变过程。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川东体育非遗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川东体育非遗项目本身的展演形式与基本套路相对固定，导致文化供给的单一化与民众需求多元化之间的对立，即表现出一定文化滞后性；其次，伴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生产效率提高，川东民众的娱乐休闲时间分布更为广泛，并体现出碎片化特点。诸如石桥火龙、元九登高、游百病等节庆类型的非遗项目多在固定日期举办，而在重大节日之间的休闲娱乐空档期，其他类型的非遗项目没有及时补充进来，导致现有体育非遗活动举行中周期性明显的尴尬局面，体育非遗“存在感”的下降必然加速其与当地社会的脱离。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2/6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