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川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3)

(五)体育非遗与人口结构：劳动人口的迁徙导致了体育非物质文化没落

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作为经济基本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开始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整体展现出由农村向城市、由西部向东部迁徙态势。成都、重庆等周边强二线城市对川东地区青年劳动人口的虹吸作用极其显著，而根植于农村、兴盛于农村的体育非遗也随着人口外流开始出现加速没落趋势。以极大地融合了巴楚文化特点的谭氏子孙龙为例，至今仍然仅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器物形制和展演流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古老传统，讲究、忌讳与当地其他的舞龙活动存在明显差异[6]，在2009年被列为省级第一批扩展项目保护名录。然而，青年人口的流失使得这一珍贵的非遗项目呈现出后继无人局面，宝龙的制作工艺面临失传、舞龙的人群也缺少了新鲜血液的注入。川东体育非遗项目“身心相传”“口耳相授”的独特传承形式，决定了“人”作为其唯一载体地位，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传承人缺失对地域性体育非遗延续所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四、基于人类学视角的川东体育非遗传承框架

(一)解构：重视多行为主体参与，建立健全体育非遗动态进入与退出机制

体育非遗发展不应局限于某一家族或某一个体，促进文化共享、重视多方协作、整合多方力量，是实现非遗坚守和价值创新的抓手。在实际操作中，应当进一步巩固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中供给地位，同时注重传承人、普通民众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地位。在这方面，石桥火龙依靠政府品牌打造和对民众的赋权，极大提升了社会影响力，每年社会捐资达150万元以上，确保了人才队伍培养和非遗项目的传承，成为多行为主体参与的成功典型。

体育非遗进入与退出动态机制建设是其永葆活力的保证。日韩等国家的非遗保护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非遗”是一种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机制，而不应成为文化的免死金牌。对于因信息流通、资金支持等方面存在困难而传承困难的项目，应积极鼓励其申请“非遗”，为其提供合理的进入机制与传承平台；而对于传承状况较差、传承人缺失、社会影响力低下的非遗项目，应当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最终实现川东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

(二)整合：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营造以体育非遗为核心的文化生态

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工作，川东地区拥有四川省四大运动特色小镇之一的渠县賨人谷运动休闲小镇，更兼具樊哙镇、临巴镇等文化创意型特色小镇，以及罗江镇、八台镇等特色旅游休闲小镇。特色小镇是人口聚居区、文化聚集区、新兴产业聚集区，是经济、文化、社会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一极[7]。特色小镇建设中，砖瓦是“硬件”，而文化是“软件”。体育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应当抓住特色小镇建设机遇，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川东体育非遗项目加以引进，构建起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文化生态。

川东体育非遗与休闲旅游结合早有先例，阆中古城对巴象鼓舞、马象鼓舞、竹马牛灯等体育非遗项目引入堪称典范。在特色小镇建设引入体育非遗项目过程中，首先应当防范过度商业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使川东体育非遗保持原生形态，其次应当促进企业与非遗传承人之间互利共赢，给予非遗项目传承人足够的社会话语权。

(三)再生产:形成体育非遗产业发展模式

对体育非遗的解构与整合是其现代传承的前提，但文化再生产环节的缺失使体育非遗依旧摆脱不了造血功能不足的窘境[8]。在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时期，“关起门来搞非遗”是不合时宜的，支撑其运作的传统经济结构已经不可持续。川东体育非遗项目所具有的健身、娱乐、观赏等多重价值决定了其在文化产业经济中拥有的巨大潜力与发展空间，探索并形成一整套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的。

生产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是体育非遗文化产业形成的关键。成熟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应当由核心头部文化和周边产业集群共同构建——以头部文化为标杆，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再以周边产业为基石，进一步巩固头部文化的核心作用。目前，川东地区部分体育非遗项目已经具备作为头部文化的基础条件，应当充分利用其品牌效应辐射旅游、餐饮、住宿等周边行业。而另一方面，周边产业的日趋繁荣能够进一步提升体育非遗辨识度，促进其有效传承和合理创新，最终形成以体育非遗为核心的产业发展闭环。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2/6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