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关于非虚构文本的人类学见解丨新力(2)

理解非虚构写作需要分辨事实、真相和现实。王明珂指出，事实是真实存在的；真相是为事实所做的注解或进一步的描述，是事实与现实之间的交错关系，是主观、模糊以及饱含争议的；现实则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的、受政治权力建构与维持的人群区分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习俗、常识、社会规范以及审美观。现实让事实（或者非事实）产生社会意义。

一直以来，许多评论者都纠结于阿来身份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但评论者未必注意到的另一个维度是，阿来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变化。通过仔细梳理，我把阿来创作史约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作为藏族作家的阿来；2000-2008年退守到康巴、嘉绒本位上；2008年以后倾向于强调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这些时间节点是由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构成的，个人身份认同也并非瞬息剧变且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对混杂的。《瞻对》是第三阶段的作品。从阿来自己的表述可以看出，写作本书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要揭示并防止内部（族裔性）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削弱多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所以，阿来固然也批评王朝和国家的种种不足，但主要还是针对旧时代政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从而对比并反思新时代以来的成就。因此就文类的选择来看，采用“非虚构”形式是明确地表明历史是不容虚构的。在这里，非虚构写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进一步说，就论与“非虚构”最直接相关的事实层面来看，叙事尺度的选择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阿来说自己连导演都不算，最多只算是舞美师，其实是暗指自己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他只设置时间和空间，而不干预人物和事件。但从空间尺度来看，写瞻对战争如果只写到康巴土司的内部关系，或只写到川藏之争，或者像《瞻对》一样最终放到中印英俄的区域世界关系中来谈，产生的历史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时间来看，正如王明珂举例的，美国“历史”是从印第安人、“五月花”、非裔、或是亚裔到达美洲写起，台湾“历史”是从原住民、闽粤移民、或是“国府”迁台写起，尽管都是事实，但其导致的历史记忆和对当下族群关系的看法，会大相径庭。《瞻对》叙事是截面式的，开篇第一句“那时是盛世。康乾盛世”，无疑已经奠定了笼罩性的帝国（国家）视角，自然也就易于最终推出一切都是大势所趋的结论。

总而言之，就如海登·怀特提出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或者后现代人类学所反思的“作为诗学与政治学的民族志”，既然历史学和人类学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关于真实性的质疑辩难之中，我们对文学非虚构与否的关注，可能更应该落脚在共情地理解文本背后的作者面对何种真相与现实、尝试传递何种历史观念上。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