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刘顺峰|法律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建构(2)

这些法学家、人类学家对“法律概念”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其根本目的在于尝试建构一套法律“确定性的”知识体系，即法律的概念在意义层面上是确定的，或是规则，或是民族精神，或是禁忌，或是社会控制的工具等。对于传统法学界、人类学界刻意追求法律概念确定性的尝试，格拉克曼表示出了强烈反对。

首先，他运用语义学的知识，对学界有关该问题争论的实质予以了说明:

很多的讨论都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了“法律是什么”(what is law)这个主题上。如果让我说的直截了当一点的话，这种争论尤为鲁莽。因为，其间的许多论战都是来自于有关“法律”这一单词本身的争论，而这又是以他们假设这个单词必须只能有一个含义为基础的。

其次，格拉克曼引用著名法理学家斯通(Julia Stone)的观点来强调“法律”这一概念的含义多样性对于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意欲用英语来作为法律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语言，那么，诚如斯通所言:“保持法律概念的含义多样性，无论是对具体问题作社会分析，还是逻辑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从社会人类学视角出发，格拉克曼对传统学界的一些权威性观点予以批判:

如果按照人类学家布朗所谓的“政治上有组织的，是意味着法庭的存在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很多社会是没有法律的”;普理查德也强调，由于努尔人生活的地区没有法庭，那么，努尔人也就没有法律，但其学生豪厄尔()做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许多法学家亦是沿着既定的(确定性的)分析路径对法律的概念进行探究，这一点，法律史学家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法理学家古德哈特()等即是代表。要我再去列出更多的对法律概念的含义确定性追求的范例实属乏味。在我看来，法律这个单词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众所周知，之所以法学界会追求法律概念的确定性，从方法论视角来讲，是因为早期法学学科本身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所致。无论是早期的罗马法学，还是后来的英美法学，规范分析、案例分析都集中于法学知识框架内部，“以法释法”现象屡现不鲜，缺乏对法律在实践场域中的功能、价值、意义及实效做深度的现实主义分析。人类学家步法学家的“后尘”，继续以法律概念确定性为追求目标。在格拉克曼看来，人类学家对法律概念的分析虽然不如法学家那么专业，但应该比法学家更善于厘清法律内部的各个因素，人类学家若仅仅强调一个因素，比如，强制或法庭，而忽略其他因素，这是不妥当的。为了让学界放弃对法律概念确定性的不切实际的追求，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到50年代中期，格拉克曼借用两套标准的人类学田野技术(直接观察及告密者的叙述，以前者为主)，对部落社会司法实践中法官所运用的“法律”含义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一套笔者概括为“模糊论”的解释范式。

(二)格拉克曼的“模糊论”解释范式

1.核心内容。第一，法律概念的含义，从形式上看是不确定的，然在实质上却非常确定。20世纪50年代中期，格拉克曼通过对非洲巴罗策(Barotse)洛兹部落社会法律概念的实证分析后指出，部落社会的法官对“法律”(mulao，洛兹语)这一单词的理解与适用看上去似乎是非常模糊的，比如，有时候他们会将其视为自然规则，有时候他们会将其视为道德规则，还有时候他们会将其视为部落习惯。换言之，从形式上看，在巴罗策洛兹部落社会的法官眼中，“mulao”不仅包括成文法意义上的“法典”(corpus juris)，还包括非成文法意义上的“法律规则”(legal rules)等，含义之多、范围之广，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在实践中，法官对于“法律”这一单词的解释与适用，却从未引起纠纷当事人双方的误解与反对，格拉克曼认为，其原因在于巴罗策洛兹部落社会法官有着一套成熟的“特殊化处理”技术，这种技术对理解任何社会的法律概念确定性问题的实质都尤为重要。格拉克曼认为:

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处理“法律是什么”及与之相关的这些问题，应该充分利用英语语言的丰富性，并对于一系列与法律相关的单词予以一个特殊化处理，让其能涵括在这个“法律”场域中所牵涉到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及事实类型。“法律”这个单词，其含义本身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但是为了获得一致性与方便性，我们就应该完成对其特殊化的处理过程。唯有此，我们才能使得我们将单词适用于具体事实的这种分析方法推进下去。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3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