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刘顺峰|法律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建构(4)

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件:一个乡村中学的老师和许多来自葡属西非的移民发生了争吵，后来，那个中学老师就威胁要将他们驱逐出巴罗策。其中有一个法官就对他指责道:“将人们驱逐出境--凡是土地都有所有人吗?土地是没有所有人的!--要知道，这可是在国王的土地上啊!”随之，法官开始强调一个事实，即“国王是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只有他才可以将一个人驱逐出巴罗策，反之，也只有他才有权许可人们在土地上定居。当人们在国王的土地上定居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国王的臣民……凭借他作为所有者的权利(rights)，他能够要求任何定居其土地之上的人都要对他忠诚;他是所有还没有分配的土地的直接所有人(holder)，他可以要求臣民们去分发那些不在使用中的土地，对于那些被遗弃的土地或所有人已过世但没有嗣子的土地，他可以重新收回支配。他能够要求来自于土地之上的贡品，他控制着土地的分配，他可以对有关土地所有及使用的方式进行立法。他还可以基于公共目的来征用土地，但是在此种情况下，他必须要用其他的土地作为礼物以表示对征用土地的补偿。所有国王的这些权利(right)、权力(power)及特权(privilege)都被涵括在他的所有权(ownership)的涵义里，即他的bung’a里。

通过如上案例，不难看出，国王对其所辖领域内的所有土地都享有所有权(bung’a)。在当地人看来，所有的土地、物品都属于国王。在洛兹普通人的观念中，他们乐有所居、丰衣足食均是拜国王所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酋长、族长、平民等对土地没有所有权。有关于此，格拉克曼指出:第一，在生活实践中，他们会根据特定的“身份-头衔”来享有相应具体的土地所有权，自国王至奴隶，与身份等级降低相伴随的只是个人权力(利)的逐渐递减，而不是消失。格拉克曼在强调国王权威的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又时刻强调国王权威的虚化(frailty)特质。为了能保持国王的权威，在实践中他们通常习惯于让办事员代其执政。若该办事员“施政”失败，遭到批判的是办事员，而不是国王，国王彼时则可以一个“拯救者”的面目出来挽回残局;若办事员“施政”有方，收获赞誉的是国王而不是办事员。在巴罗策，当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时，总理的主要“职责”是承担罪责，国王的主要“职责”是接受夸赞。第二，国王对一切动产、不动产拥有所有权(bung’a)这个事实，并不代表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在巴罗策，流行着一句口头禅，被视为巴罗策的“宪法条文”:“国王什么也不能做。”其大意是“国王不能尝试着从自己的个人意志出发来为自己的期望与诉求谋利，一旦这样做，就会损害其他某个臣民的权益，届时，即使那个臣民向法庭提起诉讼，亦很难保证他可获得法庭提供的救济权利”。第三，bung’a这个法律术语，可以表达国王的权力、权利、特权，但是其间还存在着许多义务性要求。有关这一点，在格拉克曼看来，最为关键，对此，他特意做了详细阐释:

国王的所有权(ownership)里面同样也包含着义务，即要提供可耕种的土地及适宜做住宅的土地给臣民们，同时还要允许臣民们有使用公共渔场、放牧、捕野兽的权利。在实践中，大部分适宜做住宅的土地及可耕种的土地，如许多渔场一样，都已经通过他们的头领(headmen)分配给了各个镇子。这些被分配的土地被视为某个国王或巴罗策历史上的其他国王所给予的礼物。国王不能打乱这些分配，也不能以头领的头衔(title)的名义，无正当理由拿走其土地。如果国王想得到已被分配了的土地的话，他必须要提出申请。因此，巴罗策人说，“国王也是个乞丐”。⑤

通过上述格拉克曼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巴罗策部落社会的法律术语里，bung’a(所有权)一词的意义是双重的，即权利与义务始终并存其中，权利的实现以义务为前提，义务的履行又离不开权利的保障。国王、头领、居民都按照其“身份-头衔”来相应地享受附属其上的权力、权利、义务。“在部落社会，没有哪一块土地没有主人。一个人可能会失去一个不合理的长期未用的土地的分配的权利，但是，‘头衔’(title)是不会被废弃的”。身份关系由“头衔”来展现，再由身份关系明确具体的权利、义务，是巴罗策部落社会庶民理解如bung’a(所有权)等法律术语的基本进路，也是格拉克曼竭力向学界所展示的部落社会法律概念与术语的重要认识进路之一。

总之，格拉克曼通过对巴罗策部落社会“所有权”这一法律术语实践运行的长期参与观察，创造性地将“身份-头衔”作为部落社会法律概念术语的一种实践性认识进路，以详实的经验材料证实了梅因的有关部落社会存在法律术语的论断。由此，学界开始承认并逐渐接受部落社会存在法律概念与术语的观点，欧美等国的法理学著作中也开始加入法律与人类学、原始法等内容。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3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