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人类学家是做什么的，他们如何看待死亡(3)

那有人死去时，我们为什么惊讶呢？每年全世界有超过5500万人死去，一秒死去两个。死，是我们在生活中能绝对肯定将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当然，这并不会消解我们在亲密的人死去时的悲伤和哀恸，但死亡不可避免，这就需要一个有用、实在的处理办法。我们不能对自己生命的创造施加影响，生命的结束又是不可避免的，那或许我们应该注重能够调整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对从生到死之距离的期待。也许，就是这种期待，才是我们应该尝试更有效处理之事，要量度、承认和颂扬这段距离的价值，而非其长度。

过去，要延迟死亡不那么容易，那时我们似乎更善于调整对生命的预期。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没有人会因一个孩子活不到一周岁而感到惊讶。那时，一个家庭里好几个孩子都取同一个名字并不罕见，这样即便那孩子没活下来，名字也活下来了。而在21世纪，婴儿的死亡罕见多了，但要是有人对99岁时的死亡还感到震惊，就完全不合理了。

对每一个努力击退死亡的医学专家而言，社会预期是个战场。他们能希求做到的，最多就是赢得更多时间，拉大生死之间的距离。他们最终总是要输掉的，但不应为此阻止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继续尝试。每一天，在全世界的医院和诊所里，生命都在延续。然而，实际上，有些医疗成就只不过暂缓了死亡的发生。死亡还是要来的，即使不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

数个世纪以来的社会都会记录和量度预期寿命。预期寿命是指在统计学意义上我们最可能死去的年龄，或者积极点看的话，它是指我们预计活着的最长时间。寿命表是很有意思也有用的工具，但它也很危险，因为它会造成人们对寿命的预期，但有些人达不到，有些人会超过。我们没办法知道自己会是那个平均线上的标准“老李”，还是个例外，我们会落在寿命钟形曲线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要是我们发现自己是在曲线的某一边，就会产生情绪。我们活到超过预期寿命就会自豪，因为这事让我们觉得自己以某种方式战胜了困难。要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年纪，我们撒手人寰之后，亲友会觉得所爱之人的生命被夺走，由此感到愤怒、苦痛和挫败。但寿命曲线的本质恰是如此：标准只是标准，我们大多数人都落在这一标准的周围。怪罪死亡，控诉她残忍地窃取生命，是不公平的。死亡总是诚实地表明，我们的生命长度可能落在人类生命范围内的任何位置。

世界上已证实的最长寿者，是法国女性让娜·卡蒙（JeanneCalment），她在1997年去世时年纪为122岁又164天。1930年我母亲出生时，女性预期寿命是63岁，因此她在77岁去世，就超出标准14年。我的祖母干得更出色：她1898年出生，那时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但她一直活到78岁，超出了26年，这反映了她有生之年医学的巨大进步——尽管她吸的烟最后没帮上忙。我在1961年来到这个世界，预测大概有74年的生命，那现在我只有15年可活了。我的天，怎么会这么快？不过，基于我目前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我现在能实实在在地预计活到85岁，那我可能至少还有26年时间。顿时松一口气。

这样，我在生命历程中有望额外获得11年。很棒吧？不一定。问题在于，我不能在20岁甚或40岁时得到这11年，要是我能得到这11年，那得在我74岁的时候了。青春总被虚度，唯愿在年少力强时获赐光阴啊。

对预期寿命的计算逐渐准确，我们已知在下两代，即我的子辈和孙辈，会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多的百岁寿星，但我们这个物种能够生存的最大年限却没有增加。剧烈变化的是我们死亡时的平均年龄，所以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个体落在那条钟形曲线极右边的区域。换言之，我们在改变人类人口结构，由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激增，由此可一窥此种变化的社会影响。

生命延长一般是要庆贺的，但有时我也怀疑，是否不惜一切代价挣扎着活得尽可能久，实际上只是在延迟死亡而已。预期寿命可能会变，但死亡总是会如预期般到来。哪天我们真的征服了死亡，人类和地球才真正陷入了麻烦。

我每天的工作都是与死亡为伍，我慢慢地开始尊重她。我没有发现什么理由让人恐惧她或她的作用。我认为自己已经相当了解死亡，因为我们用于交流的语言直接、平白、简单。她结束她的活儿，我才能开始我的活儿。而且有赖于她，我的事业得以持久、卓有成效、兴味盎然。

本书不是传统的关于死亡的论著，不走列举高屋建瓴的学术理论和文化奇谈的熟门套路，也不调制温暖的鸡汤。我只会试图探究自己了解到的死亡的多个面貌，包括她已经展现给我的，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