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生态人类学学者纳青：关于蒙古国沙化与游(2)

1990年蒙古国政体转型后，欧美各国都有援助机构驻在乌兰巴托，尤其是美国的援助机构劝告蒙古政府，要把土地分到个人手里，因为私有化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但蒙古人对此抱有抵触，因为那样的话游牧将不复存在。而对蒙古人来讲只有游牧才能最有效地分散来自蒙古高原严酷环境的各种自然风险。目前，蒙古国法律规定每个公民拥有700平方米的土地占有权，一家四口就是2800平方米。所以，当今的蒙古国除了国民拥有固定面积的私有土地外，大的格局上的土地都是“公地”。这是保障民生的最基本条件。

为什么要游牧？根本原因是蒙古高原降水变动过大。草原植被的生产力和降水是成正比的，如果降雨很“斑斓”、不均衡，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也就是说有的地方草长的多，有的地方草长得少，牧民不会带着牲畜滞留在牧草量不够放牧的地方，会尽量赶往有充足牧草的地方放牧。降水量和牧草生产量的时间和空间变动很大，很难在一个地方持续性地待下去，这就是游牧。

澎湃新闻：不能说蒙古国过多的牲畜数量和集中化是造成荒漠化的主因？

纳青：不能。我在乌兰巴托以南140公里的一片草原做了14年的调查，那里是典型草原和干旱草原的分界处，更接近于干旱草原。那14年的数据表明，导致那里的植被生产量经年变动的原因不是放牧，而是气候条件。植被生产量的变动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并不存在过度放牧的问题，因为水的限制。牧民夏天会把牲畜带到有地表水的地方，冬天降雪后才会回到没有地表水的牧场，游牧就是这样适应着自然条件去利用草原植被的。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搞过集体经营，但游牧的本质基本没有变化，所以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在蒙古国中南部的干旱草原，降雨量高的年份每个牧户的平均游牧移动距离为40-50公里，降雨量低的年份要超过100公里。而在植被生产量较高的典型草原，牧户每年的平均游牧移动距离只有20-30公里。游牧移动距离和植被生产量是成反比的。当然，放牧会暂时减少牧草的地上部，但适度的放牧会刺激和促进牧草的生长，同时会保障植物群落的种的多样性。

在当今的蒙古国矿产开发是个很大的问题，对原生植被的破坏比较严重。我的一个蒙古国朋友从德国读完博士回到东方省，开了一个家庭牧场，开办了一个小学，还给各国的科研机构提供当地的气象、土壤、植被信息。据他说，矿产开发主要集中在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中戈壁省也离边境很近。他曾经是从事植被复原工作的。我一直关注的就是蒙古草原的脆弱性和它的可恢复性、可塑性，能不能恢复到原状，我对植被复原一直持怀疑态度，问过他植被复原的效果如何。他说，那要取决于在哪里，蒙古北部气候湿润，那里开完金矿以后移植上原生植被就会恢复得好一些，但在极其干旱的南部地区开发过地下资源之后，植被基本不可能恢复到原状，所以说植被复原是个比较微妙的说法。

澎湃新闻：话题回到内蒙古，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区别在于定居和农垦，这些带来的生态后果是什么？

纳青：内蒙不仅仅是草原退化的问题，而是把植被掀开，做成了耕地，这样植被保护土壤的功能就被人为地破坏掉了。农耕文化和干旱地区的畜牧文化是不同的，干旱牧区的人发展出的对植被的敬畏态度并非迷信。 不种地被视为懒惰，是外界发展出的刻板印象。

蒙古人的价值观是：如果一块土地被没完没了地折腾，会废掉。秉承着人定胜天，农垦的思路会建议干旱地区打井，而蒙古人很少为了牲畜而打井，因为即即便解决了水的问题，还有牧草资源的天然限制。不事耕作也自有道理。蒙古高原土壤中存在大量盐分，向下挖50-100公分会遇到灰白色的盐类堆积层，灌溉的话水自然会向下渗透。而不能忽视的是蒙古高原大多地区的潜在蒸散量（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是降雨量的3-4倍，也就是说你有一杯水，而你所处的环境有蒸散掉三、四杯水的潜在可能性。而水向上蒸发，会把溶于其中的盐类带到地表面，水分蒸发，盐留下来。这块地将既不是耕地，也不是草原，什么都不是，完全用不了了。

澎湃新闻：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绿色肥沃的，其实那是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

纳青：是的，非常非常脆弱。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1/0321/6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