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普法”的人类学启示(2)

对小品的分析

受益于萨利·梅丽的启发，我们可以分析前面说到的戏曲小品。从国家推行的现代法律来看，严禁家庭暴力是因为妇女个体的人身权利应该得到保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侵犯。并且，家庭暴力不光会影响家庭和谐，也会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所以必须要禁止。在高台村，家庭暴力通常叫作“丈夫打老婆”。农村的习惯法以家庭的共同利益为核心，认为人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关系中的个人，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应该为家庭的前途而奋斗。不同于现代法律对人的个体式定义，哲学家张东荪将中国传统对人的定义描述为“依存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依赖于家庭中的其他人来实现人生的意义。这里的重心在于人的责任，而非人的权利。在高台村，一旦有夫妻争吵乃至打架的事情出现，近邻和长辈就会介入对其进行调解，总的方针是“劝和不劝离”，其目的不在于分辨个人的是非对错，而在于恢复两个人的关系。

国家推行的现代法律和农村传统的习惯法之间存在差异。在推广国家法律的时候，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需要直面这一差异。如果宣传的内容只涉及国家法律，当地农民会感觉到陌生。但如果只讲地方民众熟悉的习惯法，又失去了传播的目的。通常的办法，就是在宣传中嫁接现代法律与习惯法，达到“转生为熟”的目的。从内容上讲，《不能走这条路》包含两种法律逻辑及其嫁接关系。一重是农村习惯法的逻辑，它是以家庭的共同利益为核心。从这重逻辑来说，为了家庭生计日夜操劳的小珍，应该受到表扬和鼓励，而成天在外喝酒赌博的二狗，应该受到批评和教育。二狗的种种行为完全违背了一个丈夫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在小品的开头，现代法律的话语并未出现，但描述了二狗喝酒赌博、经常打骂小珍的事实，潜台词是任何妇女、哪怕是自己的妻子也不能被随意侵犯。当小珍喝农药自尽，警察随后赶来将二狗及其赌友逮捕后，村妇女主任的忠告“这可不是家庭小事，而是侵犯了妇女权益”，实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嫁接。在这里，二狗首先成为村庄习惯法的反面典型，才可能成为现代法律的反面教材。这出小品的逻辑和《白毛女》的逻辑基本一致，黄世仁首先是违背村庄伦理道德的负面人物，然后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阶级敌人。笔者把以上不同法律的翻译关系称作“法律嫁接”，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法律的彼此影响和交错状态，同时也看到，习惯法既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又能保持自身一定的独立性。

“戏曲普法”蕴含着深远的人类学启示，它有助于我们将关注重心从“纠纷解决”转向“传播过程”。与法律史学家只通过文本探讨中国历史上法律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不同，进行当下“戏曲普法”田野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追踪普法剧本的写作、修改、演出以及效果等内容。“戏曲普法”涉及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是法律与社会科学界未来值得努力探索的一个领域。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尹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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