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帝国到帝国文明(3)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引入“民族性格”概念，将之与一种哲学的历史视野结合起来。但是，他大体承袭了老密尔关于文明与野蛮民族间粗疏的二元划分。小密尔认为，进步能力是人性的实质特征，但被“一些选定的社会垄断”。这些幸运民族要承担起把进步带给全人类的责任。按照他的民族性格学说，对于野蛮民族而言，“仁慈的独裁”才是“真正的好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增进进步精神，激发出改良的热切欲望”。

欧洲的商业帝国观念大体上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兴起同时浮现。按照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历史叙述，自罗马帝国衰亡起，到十八世纪为止，欧洲社会的发展遵照的是一种“不自然且倒退的顺序”。在此期间，欧洲实现了文明复兴，摆脱了中世纪的贫穷与专制，变得富裕且自由。其中，商业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商业，欧洲才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回归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

帝国的自我理解必然要面对“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在殖民与征服之后，母国要实现对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意义体系中理解自身与殖民地的关系。

皮茨挑战了这一习见，认为福布斯犯有双重错误，既没有看到密尔对边沁思想的改变，也忽视了他的推测史学与苏格兰前辈之间的冲突。皮茨反复强调，詹姆士·密尔大大简化了苏格兰启蒙哲人的进步理论，从而带来了“实质性的断裂”。“

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推测史学家以生存模式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也借此来思考、理解文明进程。他们的推测史学致力于探究文明的道德基础，并由此审视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与法律体系，帝国构成了文明的条件和环境。文明高于并独立于帝国，它构成了帝国的目的，也是思考与批判帝国的尺度。

斯密的历史叙述表明，现代欧洲的兴起是一种意外的“革命”，绝非由欧洲人用理性与美德造就的功业。所以，欧洲文明并未授予“白人的负担”，也未赋予任何正当的帝国扩张理由。甚至，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也曾经历贫穷荒芜的生活，受制于野蛮的风俗，屈服于充满奴役的法律制度。所以，现代欧洲的繁荣与文明并不能证明，他们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高人一等，是世界帝国天然的统治者。

詹姆士·密尔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深度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事务。密尔父子既是帝国官员，又是理论家。他们的著述既是对具体帝国事务的归纳与规划，为殖民统治提供路线与蓝图，也在理论层面做出总结与反思，呈现系统化的帝国观念与文明理论。他们的思想既真实反映，也进一步塑造了帝国的实践。他们身处帝国事务当中，在内部观看、归纳帝国的结构与原则，其理论视野本身就内含了对帝国实践的认同。他们的理论人生与帝国实践密不可分，其独特经历本身就意味着背离——对他们宣称继承的理论传统的背离。

在这半个世纪里，面对异域的民族与文明，英法政治理论似乎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衰败，丧失了理解异域文明甚至批判现实的能力。所以，“大转型”也带来了理论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的根源何在？面对当今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冲突，甚至文明冲突，皮茨费心打造的思想画廊又能提供何种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刻理解英法政治思想在这半个世纪中由“文明帝国”向“帝国文明”的转向——前者试图用文明来界定帝国，后者则依据帝国来定义文明。

皮茨特别强调：“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最具原创性、最深奥精微的社会发展理论家之一。他一方面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造就了进步，另一方面，对那些他认为处在较早发展阶段的非欧社会，也持有一种尊敬的立场。在这两者之间，斯密维持着一种难得的平衡。”

斯密的确认为，就生存模式或物质生产而言，欧洲社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生产优势并不能带来道德合法性，使欧洲有权利或义务去统治相对落后的非欧民族。斯密审慎地提醒欧洲人，切勿陷入“过度想象的自负”中。

斯密成功地解释了欧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用它来反思英帝国的政治实践，重新规划帝国的未来。然而，到十八世纪后期，美洲殖民地陷入危机并最终获得独立，英帝国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实现了在印度的扩张。英帝国转身背后，在海外扩展英式自由的帝国幻想终成泡影，再也难以维持。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2/0614/8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