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2020年后，人类学者面临的挑战是迎着情(2)

是理性懈怠的表现

因为中国的性别意识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间经过了一些讨论，大家开始渐渐把它带向更广阔的社会议题和社会空间，坦白说这是一部分人的进步带来的结果。部分学者却站在原先的观点上说：我觉得原来的地方挺好的，你们为什么要往前走？这不是价值中立，反而恰恰是部分学者的理性懈怠的表现。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充分说明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为什么对于社会发展、对于整个舆论环境的建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自我停滞。这跟学者的问题意识固化，以及伴随着的家长主义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美国新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安顿曾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屠猫记》，这本书讲的是在社会变革到来之前，为什么整个法国社会中的人会呈现出一些癫狂或者说非理性的状态？这是因为，社会情绪优先于理性表达，情感会先一步透露出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不满，或对于社会变革的某种期待。换句话说，有些时候情绪是更准确的，它更加直接、更鲜明，问题在于这些情绪没有诉诸成熟的话语，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表述。所以对学术研究而言，研究情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成熟的文字和话语可以追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文社科领域，我们发展出了很多不同的工具，或者说不同的可能性去衡量和理解人的情感。比如在人类学界就在强调，研究需要反复走进人的生活。在历史学界，很多学者开始注意一些以前大家不关心的史料，那些被称为“边角料”的通俗文本甚至低俗的内容。

我之所以这么强调生活世界，就是因为我自己就在被它深刻地教育，当你能够看到人在文字或者哲学意义之外的那种深度，你才会认为这些东西同样是在治学上需要非常严肃对待的对象。民众翻涌起来的情绪从来不是不重要的。就像炖肉一样，有些人觉得这些是漂上来需要被撇去的浮沫，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新京报：我们这次话题从情感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开始。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有“价值中立”的说法， 研究者应该摒弃外界干扰、个人的立场和情感倾向进行独立的、理性的研究。你怎么看待这种研究取向，研究者可以摆脱“情感”做研究吗？你又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情感的问题？

很多问题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袁长庚，人类学者，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2016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译有《城市里的陌生人》《大房子，小天堂》（即将出版）等。

新京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对我而言，直销组织的研究不光是博士论文研究，它其实对我理解人的存在本身也有教育意义。它让我意识到，很多问题其实是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被重新整理记录和表述过，非常凌乱，杂乱无章。只有当你仔细跟他们的世界交流，你才会意识到，它其实给了你一个更大的题目，你要做的就是从这些在知识体系上互相矛盾的事情中找到一条可理解的路径。有些学者说，我只研究那些看起来逻辑自洽的食物，比如当你能够很清晰地表达，讲述自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时，我才会研究你。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又有谁可以时时刻刻把自己的人生解释得那么清楚？如果你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有多少人可以说我的人生走到现在的每一步是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呢？很多时候我们处在某个人生的拐点上，可能那个时候出现了一股力量，你就顺着这股力量走。后来你当然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说我们会不会这样做，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是一个行动的过程，你就对它产生了回应，然后你就前进了。　

新京报：你认为学科上的区别是否有影响呢？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相较而言，人类学可能更乐意去倾听被忽视的个体叙事，挑战人们的过往常识？

袁长庚在上课时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避谈“情感”。不只是避谈生命中的沉重，也包括生命中的喜悦，比如对爱情表现出本能的排斥。在“死亡课”之外，他还开设了一门“身体与情感”的选修课，和这些学生探讨情感的意义。“我其实想借着讨论爱情的由头，去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套避重就轻的认知惯性，为什么当代人的主体中，一些比较有承担、比较有行动力的部分正在逐渐退缩”。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2/0801/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