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2020年后，人类学者面临的挑战是迎着情(4)

新京报：我记得你在读博期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一个直销团体做田野调查。很多人听到“直销”或“传销”都会谈虎色变，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参与的人都丧失了理智。你的研究结论却在质疑普通人的固有印象。当时你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研究？

采写/李永博

袁长庚：其实当你长期关注知识界的舆论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感觉，大概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学术舆论场一直都有一种非常类似的观点，它不见得是以同样的观点或方式提出来的，但核心观点是：社会层面翻涌上来的种种情绪我们已经接收到了，我们也都理解。但，这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的真正核心，或者说这不是问题真正严肃的部分。

袁长庚：很多人谈到“情”的问题时，他们看到的“情”是“情绪”。用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情绪是非常“emo”的，它是不可控的，它是与你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理性思考相对立的东西，总之是比较负面的。我坦白地说，这种知识论上或者认识论上的二分法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区分，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再成立了。今天，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无论研究什么议题，只要涉及对人的基本理解，很少会有学者使用所谓的启蒙意义上的理性的概念。这种理性的概念认为，我们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做到非常地客观和价值中立，不被情绪、不被利益所左右。二战以后，西方的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等各个学科都不再承认这个对于人的基本假设。

我把此类论调称为“But结构”。我认为喜欢使用“But结构”的学者，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家长主义”。他们假设自己作为学者，能比一般人更理性，比一般人掌握了更多的事实，更能看得透、看得清问题，更能摆脱情绪的困扰，然后做一个理性的分析和结论，但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最新的这些相关的学术争议是一个很好的折射，恰恰提醒我们，那些强调人们应该注意问题的“真正含义”的部分学者，暴露出了问题意识和知识结构上的短板，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能力进入到社会情绪当中去分析问题，因为这种学术研究其实是更难的。

袁长庚：这6年开课下来，我累积了一点想法。我开始意识到，之所以开设这门课程在某种意义上不太容易，实际上与我把它限制为一个大学课程是有关系的。我自己现在得到的最强烈的反馈是，只有当“死亡课”变成一门课程，它才可能特别地“招人讨厌”，但是只要它走出校园和课程的框架，很少有人会质疑它的积极意义。所以之后我想把它做得更加灵活一点，跟其他的一些力量合作，把死亡教育转移到私人的网络空间，然后面向更多的人。

今天，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学者出国读书深造，我们可以更便捷地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新知识、新理论，我们在使用这些新的材料，但是问出来的问题却非常的单一。但在大结构的影响下，很多学者总是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某一类问题是重要的，其他问题都不重要。这么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框架，习惯于在一系列问题中首先要抓住最重要的，只有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可以被讨论。现在很多明星道歉时喜欢说“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这背后的一个假设是，社会上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进入理论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被别人听见，实际上有一个重要性的排序。这一系列筛选之后的结果，对学者来说最后必然导致了认知上的惰性。

袁长庚：在结课的时候，很多学生意识到主体性的恢复这个问题，他们会意识到至少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我对恋爱没有兴趣”，“爱情就是狗屁”之类的话。他们能意识到恋爱课背后的严肃性讨论，明白这个东西其实象征着人的某一个面向。这大概也是我的课程预期，我没有想要彻底改变什么，只是先把问题的复杂性呈现出来。

社会科学和情感是怎样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他时，袁长庚说自己最初还计划就近期的相关学术争论写一篇文章。他认为情感-理性的二分法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过时了。“就像炖肉一样”，情绪不是“漂上来需要被撇去的浮沫”，民众翻涌起来的情绪应该被学界严肃地对待。而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学者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迎着情绪走进去，展开思想的劳作。?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2/0801/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