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下的农村土地使用状况探究 ——以(3)

如笔者采访的韦大妈便是一例。韦大妈的三个子女都在城里工作，有着稳定的生活。子女们不愿意韦大妈继续务农，而她却愿意继续在田中劳作。韦大妈说：“我们愿意种的原因就是，还要吃这个粮，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健康，环保呀，我们自己种的，放心。”由此可见，与十几年前相比，当前农民务农的动机与目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种植蔬菜水果等多为自己食用，他们通过自己种植满足基本的食物要求。当然，这种自己种植自己消费的模式绝非是我国古代小农户“自给自足”生存模式的简单重现，催生自给自足的动因源自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更高质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四、结语

综上，本文通过对碾湾村的村民进行个案访谈，得出了碾湾村村民的生活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土地重要性弱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冲击下村民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消费需求和机会选择。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务农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满足了自身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同时，农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的改变，生活质量高的标准由“拥有充足的耕地和丰富的作物”向“能够务工赚取更多的钱”转变，土地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隐喻正在弱化。农民们更加注重计算投入与收益间的比例关系，理性的选择能够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收益的生活方式。部分农民依旧依靠土地种植作物，但这种自给自足行为的动因在于希望获取绿色、健康的食品，反映的是农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人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人民的生活方式又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基础生活条件的极大满足使得农民们产生了更多层面的物质需要，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契机。在城市化发展迅猛的今天，城市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加速着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土地的角色在农民生活方式变化的过程中逐渐转变。农民们依旧热爱土地，利用土地，却不再完全依赖于土地。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正在逐渐由生活保障的必需品向提高生活质量的加速器的角色转变。

[1]侯银萍，谢地.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流变——一个法经济学的视角[J].学海，2010，(1)：94-100.

[2]张光红，代少强.农村土地流变的人类学研究——以滇东北雄村土地使用及其变迁为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8(5)：85-88.

[3]罗杨.柬埔寨华人的土地和祖灵信仰——从“关系主义”人类学视角的考察[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1)：60-67.

[4]邹晓云.中国土地改革流变[N].中国经营报，2014-09-01(A10).

[5]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土地是万物生长生活所必须依靠的载体，具有自然与经济意义上的双重属性。土地不仅承载着生产与养育的功能，也起着承载与提供场所的作用。通过文献研究，人类学对土地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土地进行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具体探索如何高效合理的利用土地，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例如侯银萍、谢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流变——一个法经济学的视角》中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研究；第二类是对土地崇拜与土地信仰的研究，如罗杨在《柬埔寨华人的土地和祖灵信仰——从“关系主义”人类学视角的考察》一文中对不同文化主体下土地崇拜进行分析；第三类则基于土地在现代化中角色与功能的转变，如张光红，代少强在《农村土地流变的人类学研究——以滇东北雄村土地使用及其变迁为例》中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正在强烈冲击着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土地在地方民众中的角色，结合他们的研究，笔者认为土地角色的转变受许多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影响。其中，现代化浪潮下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引起的人民生活方式的极大转变，是促使农民对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本文将以甘肃省碾湾村为例，结合其传统知识来探索在市场经济下农民对土地的使用的情况及其对土地态度的转变和原因。碾湾村隶属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糜滩乡，受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影响，这里夏季天气炎热，冬季寒冷干燥。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使得碾湾村的耕地分布细碎，面积较小，村中常住人口3 000人，碾湾村素有靖远县的“鱼米之乡”之称，盛产瓜果蔬菜。近年来，随着环境的恶化，村内的耕地盐碱化现象十分严重，很多耕地都已不适应再继续种植作物。另一方面，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当地村民不再满足于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生活，纷纷进城务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碾湾村的土地被大量荒废。从表象看，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弃耕进城的农民，另一方面来自盐碱化了的土地。更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土地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减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催生了更加多元的消费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无法依靠务农满足的。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分析法与实地调研法。具体的调研方法采用实地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碾湾村部分盐碱化现象严重的耕地进行观察，并深入访谈了碾湾村三名村民。受访村民具体情况如下：陈XX，男，43岁，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碾湾村村民。平时在家务农，有时出门务工。郑XX，男，汉族，36岁，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碾湾村村民，常年在外打工。韦XX，女，56岁，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碾湾村人。家中经营一家自行车维修店，有时在店里帮忙，有时种地。一、土地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隐喻正在逐渐弱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不可否认，任何财富的创造都要依附于一定的场所，既广义的土地。然而时至今日，“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说法用于多数农民身上，却显得不是十分恰当。在过去，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财富，是一种可靠的生存保障。在改革开放初期，土地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它决定着村民的生活方式（张光红，代少强，2015）。农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他们靠自己的双手自给自足，生产供全家人吃的粮食、蔬菜、水等，也靠卖出多余的粮食赚得部分现金补贴家用，购买生活必需品。如今，农民进城务工现象越来越普遍，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而农村中种地的人却越来越少，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程度大大降低。以碾湾村为例，以前，村中的几个大户均是家中拥有较多土地、劳动力，尤其是壮年男丁劳动力充足的人家。家中的土地较多，再加上丰富的壮年劳动力，这些人家集齐了“财富之父母”，每年丰收的作物不仅自己消费充足，还有许多可以拿去市场上卖，卖了价钱后再用这部分钱贴补家用，或购置生产材料投入新一轮的生产。早期的农民生活方式较为简单，在大多数人都在为吃穿发愁的情况下，能吃饱饭、有暖和衣服穿，这些最低的生存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是农民最大的心愿。现今，随着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马斯洛（1943）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同的时期，人们都有一个主要的需求，各层次的需求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如今的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吃穿而发愁，他们将关注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农民进入城镇寻求务工机会，他们发现靠务工赚钱比辛苦劳作赚钱更加容易。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物价的上涨水平与农民的收入增加水平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农民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依靠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快速增长的消费需要，因而也就不难解释人们越来越普遍的撂荒现象，土地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隐喻正在弱化。过去，农民将土地视作一种财富，一种生存保障。家中的土地多，意味着可以种植更多的作物，意味着家中老老少少的口粮有了着落，更意味着卖出多余的作物得以收获金钱的回报。如今大量农民弃耕的背后，不是不再需要保障，而是这种保障不再仅仅依附于土地。郑xx，今年36岁，常年在家周边的县城打工，当被问及是否担忧弃耕后失去保障的问题时，他说：“我觉得没有，以前的人是靠天吃饭，说的这话，现在根本种地没有啥收益，有啥保障呢。现在又饿不死，在外面打打工赚钱。几亩地没什么保障，不像以前了。现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最起码挣一两千，咋样都比种地来得快。挣的钱你买成米买成面，怎么叫没有保障。”可以发现，如今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保障”的理解更多偏向于直接的钱财形式。有了积蓄可以购买任何生活物品、可以做小本生意，如何支出使用这笔钱更加自由。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我国全面放开市场经济以前，农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每年庄家的收益情况如何，是否够全家人的口粮。即使是少数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民，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进城做事的机会。现代城市发展对农民工的极大需求与农民进城务工的强烈意愿间形成双向吸引，促使农民产生更高层次的消费需要，也在瓦解着土地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隐喻。二、最优化个人利益的经济行为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都是“经济人”，即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尽管这一理论后来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质疑，但也不无一定道理。经过访谈发现，农民们做出选择的过程与思考逻辑，正是在衡量对自己是否有利，利益是否达到最大化，以及自己需要付出多少的劳动。促使农民做出继续种地或弃耕进城务工选择的一个直接因素，在于农民认为是否划算。农民对种地与务工二者进行自我判断，将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回报进行对比，最后得出结论，做出选择。韦xx，56岁，现在村上经营一家自行车修理店铺。她说：“没有价，粮食卖出去的话，工钱拿不回来，再一个，卖出去的话，粮食太便宜，还不如不卖。娃娃算过账，打工的话，一天要打几袋子米的钱呢。就是不划算。”在她看来，辛辛苦苦耕种一年，最后却卖不出好的价钱，相当于白白投入了时间精力。再者，即便能够卖到比较满意的价钱，所要付出的劳动也太辛苦，不如进城打工赚钱速度快、相对更轻松。村中有不少人都持有这种观点，村民们越来越追求性价比，追求“划算”，在选择种地或务工时，注重自身的付出程度和所获收益。近年来，碾湾村土壤盐碱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尤其是靠近居民点的耕地。有关政府计划对特定区域土地进行征收，征收后统一实施改造建设。2017年2月19日，甘肃省政府发布了更新后的《甘肃省征地补偿区片综合地价》和《甘肃省征地补偿统一年产值标准》，将白银市靖远县的土地分为五类。其中，碾湾村所属土地属于二类区片范围，补偿标准为水浇地48 408元/亩，旱地17 112元/亩。对于政府将要进行的征地，碾湾村的村民大多持观望态度。他们希望自己的土地被征，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客观的经济补贴。在走访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补贴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按照地上附着物的多寡和优良程度，适当调整补贴费用，村民们纷纷在在家的土地上种植作物、搭建大棚。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想要专心劳作，而是为了能够在补贴时获取更多的收益。对于土地未被划入征收范围的区域，部分村民希望能够将土地流转出去，以此来增加收益。他们认为土地闲置着也是没人种，不如通过各种形式赚得一些收入。土地对于村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普通商品，（邹晓云，2014）村民们计划着如何使用该商品，何时“卖出”，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也体现了当地人民从重视土地的“使用价值”到重视“交换价值”的观念态度的转变。三、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经笔者采访发现，愿意务农与否与农民的年龄之间存在某种正向关系。在碾湾村，80%到90%的中年人常年在外务工，留在村中务农的多为五十岁左右的人。这种规律看似与十几年前农民进程务工的情形相似，其背后的动因早已发生转变。现如今留守在家乡的老人却是出一种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绿色生态”生活的价值体现。如笔者采访的韦大妈便是一例。韦大妈的三个子女都在城里工作，有着稳定的生活。子女们不愿意韦大妈继续务农，而她却愿意继续在田中劳作。韦大妈说：“我们愿意种的原因就是，还要吃这个粮，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健康，环保呀，我们自己种的，放心。”由此可见，与十几年前相比，当前农民务农的动机与目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种植蔬菜水果等多为自己食用，他们通过自己种植满足基本的食物要求。当然，这种自己种植自己消费的模式绝非是我国古代小农户“自给自足”生存模式的简单重现，催生自给自足的动因源自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更高质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四、结语综上，本文通过对碾湾村的村民进行个案访谈，得出了碾湾村村民的生活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土地重要性弱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冲击下村民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消费需求和机会选择。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务农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满足了自身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同时，农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的改变，生活质量高的标准由“拥有充足的耕地和丰富的作物”向“能够务工赚取更多的钱”转变，土地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隐喻正在弱化。农民们更加注重计算投入与收益间的比例关系，理性的选择能够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收益的生活方式。部分农民依旧依靠土地种植作物，但这种自给自足行为的动因在于希望获取绿色、健康的食品，反映的是农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人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人民的生活方式又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基础生活条件的极大满足使得农民们产生了更多层面的物质需要，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契机。在城市化发展迅猛的今天，城市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加速着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土地的角色在农民生活方式变化的过程中逐渐转变。农民们依旧热爱土地，利用土地，却不再完全依赖于土地。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正在逐渐由生活保障的必需品向提高生活质量的加速器的角色转变。参考文献：[1]侯银萍，谢地.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流变——一个法经济学的视角[J].学海，2010，(1)：94-100.[2]张光红，代少强.农村土地流变的人类学研究——以滇东北雄村土地使用及其变迁为例[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8(5)：85-88.[3]罗杨.柬埔寨华人的土地和祖灵信仰——从“关系主义”人类学视角的考察[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1)：60-67.[4]邹晓云.中国土地改革流变[N].中国经营报，2014-09-01(A10).[5]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3/5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