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研究议题和方法创新：论重建民族学(2)

第二组文章讨论全球化时代民族研究的问题。有感于中国民族学及人类学对于民族事实上在全球化作用之下产生的深刻变化认识不足，特别是学术理念和理论范式滞后，在研究无文字、“无历史”群体和封闭性的氏族部落等前现代社会研究中形成的进化论和功能论理论仍然深刻影响甚至型塑着许多学者，做了许多完全脱嵌于现代社会和全球化的研究，犹如面对车水马龙的喧嚣都市大道吟咏着中世纪的田园牧歌，至少给人以不协调、不真实的滑稽感和虚假感。为此，我就全球化与民族及其社会文化做了研究，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球化及其人类学论题》（刊载于《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认为迄今全球化早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解构了封闭、固化的地域社会和部落社会，使其卷入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形成了民族与国家的互构、特殊性的民族文化与统一性的全球化的互动、离开原居住地甚至跨越国家边界的移民及其在异地的社会文化重建、不同族群或不同民族之间的频繁接触与跨文化交流以及诸多新的灾难和风险，这些都应成为今日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议题，更是族群或民族及其社会文化解释不能忽视的视角。另一篇文章是《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研究的几个问题》，与王越平合作，刊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指出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是一个动态稳定，由于全球民化以及我国当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因素都时时处于变动的状态，同时也由于边疆民族文化的边缘性、心理疏离性和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的错位的深刻根源，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而妥善解决边疆社会的不稳定问题，疏导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建构起适应当前我国边疆民族需求的国民文化是核心要义，这也能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稳定观的局限，建构科学而长效的社会稳定基础，也是民族学研究应当关注的关键问题。

第三组论文对于民族研究的方法创新进行了探讨。众所周知，自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博厄斯（F. Boals）等人发展出以田野调查为支点的现代人类学之后，以小型社会和微观社区为对象的民族志便成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现代性的扩散，现代人类学设定的与外界隔绝、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简单社会已不复存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有效性和说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于是，一些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探索突破微观社区和小型社会研究方法的新范式，然而迄今尚未形成能够得到较普遍认可的研究方法。为此，近年来，我对适应当下民族及其社会文化事实并具有更高信度和效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些探讨和实验。《从单一走向多元：民族研究方法创新的构想》（与周文合作，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4 期）讨论的是如何摆脱过度单一化的微型社区质性研究方法、吸收与综合适应民族现象研究需要的各学科的多元化方法的问题，提出建构既能理清事物发生机制、有建构理论追求的实地研究，又能分析异质性社会的全貌、建立概念操作化工具、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的定量研究的综合研究方法的构想。《区域研究视野的“佐米亚”——兼论跨区域、跨族群和跨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研究的可能性》（与陈建华合作，刊载于《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通过梳理与评述由荷兰历史学家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首倡、经由美国政治学家兼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阐发而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范畴“佐米亚”（Zomia），提出建构超越社区和社会的区域研究范式或者跨区域、跨社区、跨国家的大尺度空间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及路径。《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介绍了在建于云南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调查基地实施的“村民日志”项目。每个调查基地聘请当地村民两人左右担任村民日志记录员，让他们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民族和村寨每天发生的事情进行叙述与评论，释放被遮蔽或压抑的“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赋予自主的文化叙述与解释权利，形成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推出体现中国特色的反思民族志，建构起与当代国际学术前沿议题的对话平台。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10/3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