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蓬勃发展(2)

21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事实上，中国人类学学者很早就将影像手段运用于民族志实践中。1957—1976年，受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参与拍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实地记录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模式与民族文化特色。王海飞认为，这项工程开创了中国民族志电影国家记录的早期模式，也为后来中国民族志电影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盛世修志”。新时期国家主导的多项重大编志项目充分运用了影像技术，朱靖江等影视人类学学者也多有参与。如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组织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由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组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等。王海飞认为，我们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田野，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值得花大力气去梳理、记录、研究与表达。新时代，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跨越式发展，传统的民族文化形态被赋予更多新的内容，为影视人类学提供了全新的田野，同时也对影视人类学学科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和发展目标。

庞涛表示，新时期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取向和理论转向，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比如，正在开展的“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影像志”系列研究等跨族别、跨区域影像民族志实践，旨在书写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影像叙事。影视人类学跨国别研究和跨人类影像志实验，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实践路径。

此外，影视人类学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专业的合作。庞涛举例说，在我国西南山地民族村落的影像民族志研究中，他们尝试通过运用三维测量建模、数字虚拟现实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全面呈现村落民屋坐落、山水系统、风水结构、灾害防御系统以及亲属房族位置关系，对区域内村寨聚落进行规模化比较分析，阐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喜马拉雅山地社会研究中，影视人类学与实验语言学的合作能更好地阐述该地区人群迁徙流动的历史过程。

近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已经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关注，不少中国学者受邀参加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学术交流。王海飞认为，未来，我们需要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把握学科发展机遇，进一步建构、完善学科理论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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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1/0428/6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