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乡村(3)

但要知道的是，对于任何一个乡村，特别是中国的乡村而言，它必然又是基于自身的整体性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才会有基于此种文化整体性基础之上的与其他差异性的地方社会之间在历史性、社会性以及文化性的种种勾连和相互的纽结，因而必然会有一种充斥着地方性认同的作为传统的各种节庆仪式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自我传承与发展，而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恰应该是在此一点上才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即在当地人的生活实践中所延续着的那种文化的精神才可以匹配上一种“遗产”的观念，不论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不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文化实践的考察，才会有那些无法真正割断的血脉族亲以及经年累月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人情关系的总体性社会图景。而这样的一种总体性的乡村图景，今天仍旧发挥着激发起乡村社会生活想象力的独特功能。对于这样一种乡村图景的想象，对于从乡土中国到乡土重建再到乡村振兴的所谓“乡村振兴三部曲”这个新的乡村振兴时代的到来而言，恰是最具关键性意义的，因为一切振兴的目的，必然都不会去抹杀这一总体性图景的真实性存在，而是会使之成为人们行进的方向和归宿。换言之，一种乡村独特性的存在，让现代人重新获得了一种感知整体性生活的存在价值，从一种现代性分离机制下的那种狭窄化、抽象化以及我们所切身感受到的生活的逼迫之中脱离出来，真正放松心情地落入到乡村生活的具象化的以及令人愉悦的具身体验空间之中去。在此意义上，乡村也就很自然、也很慷慨地包纳了全部那些对这样一种具象化以及个人愉悦感而非抽离化以及个人苦闷的生活持有向往之心的各类人士。

乡村并非问题性的存在

显然，面对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对于乡村生活的全面介入甚至替代，并且在经历了经年累月的乡村发展问题之后，乡村自身的问题也必然是存在着的，自然也是无法避开的。在此意义上，似乎乡村在变得问题重重、不堪重负。但同样也应该清醒的是，乡村原本显然不是作为一个所谓问题而存在的，即那些问题不是乡村自有的、原生性的，而是从跟工业化或现代化生活相接触之后逐渐地生成以及堆积起来的。因此也就要清楚地知道，乡村的那些难以或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许更多地不是他们自身必然存在和固有的问题。

一个曾经更多依赖于其自身的传统或习俗为生活理想的乡村世界，许多问题的化解必然都是依靠着其自身的力量予以实现的，并在逐渐的适应之中，也在慢慢地消解这些问题的存在。而针对于他们自己的那些既有生活上的习俗和传统而言，一旦它们出现了一种前后连续上的断裂、缺席和不完整时，所谓的乡村的问题才会真正可能发生，否则，作为一种独立性空间的乡村存在，是有着一种自身自足的完善性机制运行着的，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赖以及已经深度内化到了他们身体和心灵之中去的那种文化适应性措施的发生，也在保证着这种自我完善性的实现。与此同时，乡村之人还会基于此种完善性而发展着其自身的各种可能的现实生活，他们在承继并完善着自身的传统，使之有一种创造性的适应与转化的能力，从而保持它自身固有的一种自足性。

在此意义上，曾经独立而有着个性存在的乡村自有它得以存在并延续的那个传统、动力以及生活方式上的能力或素质的养成。我们真正要去理解这样的乡村，使其生命力的核心价值得以真实的体现，而非过度焦急地仅凭一己之见就去把乡村社会标签化为一种“问题性的存在”，随之而采取使之遭受一种过度治疗意义上的或类似于临床生物医学般的动辄借助于手术刀的那种操之过急的、大动干戈的乡村改造实践，而曾经的如此模式的实践，其最终都不会以一种成功的经验为其终结。

换言之，从一个乡村研究者的角度，特别是对一个时刻强调要设身处地去理解不同文化存在的人类学家而言，如何能够真正用一种乡村本身的发生机制去理解乡村本身，也就是把乡村当成乡村本身的那个样子来予以看待和善待，看到其潜在的能力积存以及创造力的发挥条件。而非一种见到乡村的问题，便有那些过于负面和忧郁的联想或想象，真正的态度更应是给予乡村以一种自我的实现和发展的机会，使其有一种自发性的或原生性的创造性转化。只有如此，多样性的乡村才会真正变得美丽起来，才会充满昂扬斗志和有活力，才能有一种从根本性意义上而言的振兴。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2/0204/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