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嘎佐诗 | 吴定良和他的“广义人类学”设想(2)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三个重要信息：第一，吴定良的人类学渊源来自欧陆，他所说的三位人类学家裴因森（）、戴立迦（）、文德里智（），皆为20世纪初欧陆著名人类学家。第二，吴定良明确提出“广义人类学”概念，推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三结合，因为三者均研究“人及人类之活动”，不可偏废。第三，吴定良在浙大建立的人类学，并没有对这种“三分支人类学”架构亦步亦趋，而是加入了生理、心理、历史、艺术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出身中研院史语所的学者，吴定良虽然重视语言文字，但并没有给语言学以特别的地位。?

总的来说，吴定良试图在浙大建立的人类学学科，并不能用已有的人类学架构衡量，却是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问题意识的学科设想，可以称之为“广义人类学”。如果我们用常见视角将人类学视为一个“舶来”学科，用某个成型的欧美人类学机构对比中国，是不太容易理解吴先生的良苦用心的。然而，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不用今天的美式“大人类学”格局评判当时，不以苏式“非文即理”分割人类学，不在中外对比中找“差距”，而是从中国本位、中国问题出发，就会发现吴定良先生的“广义人类学”设想，与近代中国的国族建设问题密切相关。?

吴定良那一代学者生逢乱世，对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有着切肤之痛。对他们来说，所谓“家国情怀”“民族大义”都是治学的本意。罗卫东教授在纪念吴定良先生的文章中谈到，吴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动力，来自他对欧美种族主义偏见的不满。当时的“黄祸论”“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人先天不足”等论调，促使吴定良痛下决心，从人类学入手，全方位研究“中国人”。吴定良曾在一份陈述材料里说：“叹中国人类学的幼稚……[而]中国留学生中没有一个学人类学的，因此我就下定决心，在最后几年留英和瑞士学人类学。”?

吴先生广博的知识体系让他对人类学之于中国的意义有独到见解。在1944年《康导月刊》第5卷第7、8期上，吴定良发表了“国族融合性在人类学上之证明”一文。他与当时的很多人类学者一样，担心外籍学者企图借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分裂中国，但他回答问题的方式却相当独到：?

盖吾国各宗族虽有汉满蒙回藏及西南苗夷数十种名称，然数千年政治经济及文化之交流，其血统早已混杂；各族相依生存，何啻唇齿，纵风俗习惯语言文物稍有差别，而体质上之主要特征，大致相同……谓中华民族，乃由多数宗族融合而成，此说与科学事实，适相吻合，各宗族之血统，经春秋，战国，南北朝，五胡乱华及蒙满入主中原诸大变迁，早已混合多次，证诸史实，斑斑可考。?

显然，这篇文章与当时围绕“中华民族”的辩论有关，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吴定良则另辟蹊径，利用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我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汉、回、藏、蒙等地的体质测量资料，配合自己在苗族地区的测量数据，“以人类学观点，阐明各族体质混合之成分，与其融合性”。换句话说，吴定良先生不仅鼓励和赞同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论，而且要在体质构造上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长期通婚混血形成的民族。在分析总结了这些数据之后，吴定良说“国族体质上之差别，乃依地域迁变，初无显明之界限可分，其体型大体颇为接近，纵混合时间有远近之分，程度有深浅之别，而非种类之不同也”。?

吴定良的论述，不同于当时的陶希圣、顾颉刚等学者简化中华民族特征的策略，而是在充分承认各族“差别”的基础上，从文化和体质的“融合”角度立论。这一论述既尊重各民族的特色，又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十分贴近费孝通先生多年后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而吴先生的研究路径，则以民族、考古为线索，以体质测量为依据，是一种独特的“多重证据法”，其目的在于为“中华民族”建立一个立体而坚实的科学基础。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中国问题意识，兼容文理又融汇中西的“复杂理论”。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吴定良先生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中国人内部的民族差异，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吴定良先生要发展一个横跨体质、考古、民族，兼收历史、心理、生理、艺术的“广义人类学”，这曾是一个直面中国问题的学科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