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帝国到帝国文明(5)

在她看来，斯密主要在其法理学讲座中阐述其文明与社会发展理论，虽有系统写作法理学作品的计划，但终其一生，他都未能完成“计划中的文集”，却在临终前将许多法理学手稿付之一炬。于是，随着年代推移，其思想中的诸多精妙之处就难以为后世学人领会。

皮茨着力说明，一种关于个人认知能力的“哲学人类学”支撑着他们的文明论述。野蛮人的认知能力不足以让他们遵守任何法则，从而无力实现自我治理。为了解释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苏格兰启蒙哲学诉诸复杂精致的社会发展理论，密尔父子则用这种粗糙的“哲学人类学”取而代之。

例如，当英格兰扩张为英帝国时，英格兰虽为帝国赋予了所谓的英国性，但古老的英格兰也不再存在。它成为英帝国的中心，必须站在帝国的立场来理解自身。所以，帝国必然带来关于文明的思考。帝国的自我理解问题要求它对普遍的人类文明加以反思，将民族与地域差异消融在统一的文明框架和逻辑之中。

詹妮弗·皮茨注意到，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短短五十年间，在面对帝国问题时，英法自由主义传统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最为敏锐、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哲人能够代表并体现其时代的精神，那么，在这五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就从对帝国的怀疑与批判转向对帝国的倡导与支持。帝国自由主义在此“大转型”中逐渐成形。

欧洲的现代转型虽是特殊个例，但主宰这一转型的原因却是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在道德哲学与法理学层面，斯密致力于探索在一切时代、地域都行之有效的原则。在政治层面，这些普遍原则便体现、容纳在其帝国观念中。斯密在分析国民财富之原因与性质时，也系统阐述了商业帝国之原理。一旦他发现现实的帝国政策与之相违，他便在效用与道义的层面加以批判。

关于欧洲的社会变革，斯密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解释。尽管欧洲的变革采用了一种看似非自然的（甚至是倒退的）方式，但是，它之所以突破中世纪的野蛮习俗，其根由却是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自然法则。

一、帝国与文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康子兴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2/0614/8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