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学视野中的饮食文化(2)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着某种“共性”,但也有“特性”。我国农业粮食生产与“时”的关系就是侧重自然节律,特别是与农业有密切关联的二十四节气,将中华文明中的“气”的生命关系与农耕中的作物生长相契合,世界独有。2016年,我国的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時”,甲骨文即(止,行进),加上(日,太阳),表示太阳运行。《说文·日部》:“时,四时也。”人的生存与能量主要来源于食物,食物的收获与自然之“时”相关。古代就有“时则有若伊尹”(《尚书·君奭》)之说。“伊尹”是我国饮食传说中的“先祖”。《尚书·尧典》也有“食哉惟时!”之说。《盐铁论·遵道》第二十三“夫欲粟者务时”[5]。中国的传统农业伦理和秩序讲究的正是“惟时”,它关乎生命的运行和周转。“务实(實)”与“务时(時)”还包含调节以“致中和”,是“事物”“时辰”“节律”“秩序”“关系”,甚至“术数”亦在其中。由是可知,我国的食物文化中融合了中华农耕文明“天地人和”的宇宙观。今天人们所食用的“反季节食品”错乱了我们饮食传统中的“食-时”规律。

2 五谷与五味

饮食传统既是文明的表现,也反映了独特的文明认知。中国的“五谷”就是生动的例子。饮食的口味被称为“五味”,与“五行”相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这样的记载:“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咸。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被益气。”[6]“五谷”最早出现在《论语》中,更早的《诗经》中有“百谷”,没有“五谷”。“百谷”为虚指,“五谷”是实指,即五种谷物，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食物的认知过程:一方面表明农耕的粗放到精制过程;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农业食物的细致化过程。历史上“五谷”的指称有两种说法,一指稻、黍、稷、麦、菽(即大豆);另一说指麻(大麻)、黍、稷、麦、菽。两种说法显然出自于我国南方北方之说,南北合之为六种。随着历史的变迁,“稷”已经不再指农作物稷了,而成了谷物的代称;甚至上升为“国家(社稷)”的符号性表述。

“五谷”作为中国食物的总称,具有以下几个基本语义:其一,与“五”相通缀。在中华传统文明中,“五”这一数字具有丰富而特殊的意思,经常被神圣化;其二,“五谷”中的“五”虽然可以指称五种农作物,但这只是表象上的指称，具有隐喻价值的是,“五谷”成为“五方”(中国——“一点四方”,通称“五方”)的数字表述;其三,对于农业国家而言,“五谷”为国家大计、大政,即“农政”的具体化,也是“先农”的具体化;其四,“五谷”中的“稷”与周代始祖有涉，并将国家与农作物拉到了一起，谷中最重者为禾,中国古代因此有“嘉禾”之称;其五,古代传说中的始祖神也大都与农业有关,诸如后稷、神农,还包括黄帝轩辕氏，皆与农业、农作物的发明发现的神迹和业绩有关，也成为“正统”的原始依据，与其说是英雄祖先“创造”了农业,不如说是农业“制造”了这些英雄祖先。

我国的饮食与文化整体机理上存在着分类结构上的“语境”(context)关系,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指涉。“饮食”中的五味与五行、五色、五脏、五窍、五志、五气是相互对照和呼应的。其关系如下: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色,白黑青红黄;五脏,肺肾肝心脾;五窍,鼻耳目舌口;五志,优恐怒喜思;五谷,稻黍稷麦菽;五味,辛咸酸苦甘;五气,燥寒风暑温。

饮食文化之“五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相配合,五行的属性也称作“五德”。人体本身是一个“宇宙”运行体,五行学说将人体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元素都有与之相对的配合。所以,中国饮食体系中的“道理”,用任何统计方法都无法完全、完整地加以计量。与中国饮食体系有关的“数字”远不只“五”,还有像“八珍”“六畜”“六膳”等。它们与宇宙元素、生命气息、身体经脉、养生调和等相互作为,既为整体,又寓于变通。

值得特别言说的是,“美味”与“五味调和”中“品美”审美关系。食物虽为果腹之物,却在食物中包含了文化品质:一是“五谷”与“五味”潜在着宇宙认知的涵义,“中邦”乃四方之中心,这在《禹贡》中就已经奠定基调;二是“和”乃中华文明之至高价值,“和”之本相正是饮食,“和”之和谐、和平亦不悖“味”的调和;三是“美”由“大羊”而原生,延伸出了众多抽象的美意,如善、義、羡、祥等,所以“美食”也包含了“美好”的意蕴;四是“品”,《说文解字》释为“众庶万民”,也就是老百姓，其他意思皆为引申,品味即为“口味”之认同,故“美食”的认同前提为“品味”——“众品”的认可。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020/3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