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相关话题(2)

水之于农业的重要性，尽人皆知。没有水，便无农。对于人的生活和生产而言，水字当头；更有甚者，人类的文明是写在水上的。大禹治水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真实的历史。水包含着哲理与智慧，先哲们以水论理，大有人在，“上善若水”可谓极致。水之利害更是政治学，德国人卡儿·魏特夫甚至将“水利灌溉”与“东方专制”联系到了一起。[8]此学说虽极端，亦颇受学界质疑，却不妨碍其强调水利灌溉对于农业之重，而封建制农耕国家因基于此而重之，形成这一基本关系链条原理的立论。人类生存基于最外在的两个“生”：生存、生计。人要生存，首先依靠水。古人滨水而居，为的就是便于取水。没有滨水的条件，就凿井，有水方可成乡。故“井”与“乡”成为连带，“背井离乡”可疏之。没有水便无以生计。农业生产是生计之重者，而农业如果没有水，便无法维持和继续。因此，水利灌溉也是农业的基本主题；更为具体技术包括水土保持等。

我国的农艺是“艺术”的原生形态。在中国，欲述藝，先说“农”，因为“藝”从“農”，——即艺从农来；或曰，艺的本源为农。从汉字源流演化可知，“辳”(農)与“蓐”同源，后分化；“農”是“辳”的异体字。辱，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持锄下地，耕植劳作的“耨”。蓐，甲骨文 即 (草丛)加上 (辱，持锄劳作)，表示锄草垦荒，而耨即锄草的农具，指从事农耕之意。[9]337说明艺在农中的道理。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农业价值，即“时—地—艺”的关系。在土地上植艺也是根据这一圭旨而进行的。虽然这里所说的艺术品已经超出了纯然的农耕背景，但置于传统的“农艺”而言，亦符合道理。在农业院校的学科与专业设置中就有一个“农艺”科系。

毫无疑义，农业遗产成为当世之“遗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农业既是世界榜样，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值得标榜之处，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与生态相谐的可持续性，比如梯田即为典范。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项目，我国南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梯田入列，如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哈尼梯田等。梯田的水稻种植首先是生态智慧的反映，它们大都遵照生态循环的原理，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而梯田作为遗产，只是我国农业遗产之一范，还有大量遗产类型，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三、贫与扶贫

虽然中华民族文明类型本质上属于农耕文明，富裕的前提是农民必须富裕，因为农民是社会构造的主体。所谓“民富国强”，说的正是这番道理。就社会的行业分工而论，世界上没有一个理论家有胆量在正式的场合下做出这样的定论：农必贫。如果从事解决和保障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必然贫困的话，那么人类本身一定出了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贫困问题故为根本性问题，而贫困主要反映于“农”。今日之“扶贫”的主要对象是“农”。“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至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10]77对于中国农民的贫困化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剥削”派，各种对农民的苛赋税役太多，致使农民处于贫困中；二是“人口过剩”和“技术落后”，导致农民贫困。此外还有诸如“天灾人祸”等问题。[1]153—154

但是，对于农民的贫困问题，学者大都从客体、客观、客位的角度去分析，无论是“剥削”论，还是“人口过剩”论，抑或“技术落后”论，都是没有从农民的主体、主观和主位的角度去分析。近来有学者提出了“道义经济”问题，其前提是生存伦理。[11]道义经济假定，人们创造社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穷困的农民免受生存危机。另一个代表性的理论是理性原则。“道义”与“理性”成了不同视阈、不同学科、不同村落案例所产生的不同主张。近来我国也有学者开始更加关注这些问题，比如徐勇教授的所谓“生存理性”的观点，即以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出现的替代性机会时，基于生存理性，主动放弃了效率和效益十分低下的农业产业。[12]

这里需要厘清两点，第一，“理性”为舶来，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常常使用这一概念，比如美国哲学家李丹(Daniel Little)在《理解农民中国》一书中试图“通过关注农业社会，我希望能检验两个社会解释的一般模型：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13]2。即便在西方，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原有不少学者，概念亦不相同。[13]14波普金(Samuel Popkin)曾经对“理性”做了这样的定义：“个人对基于其偏好和价值观的选择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据对结果概率的主观估计来预估每一次的结果。最后，他们做出自认为能够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的选择。”[14]31事实上，理性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无论是对小农的描述、解释还是选择模式都是限制的。[13]288—291在我国近代乡村建设的运动中，也有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这一概念来阐释中国的农民，比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详尽地提出了“理性”问题，认为教化、礼俗和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15]45然而，笔者认为，“理性”是否足以真切地说明农民的贫困仍是个问题。简言之，“理性受限”。第二，如果说农民自愿放弃农业而投身到工业、商业、城镇化的事实，主要原因是特定历史时段中的社会主导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引导的。然而，进城的“农民工”是否以背井离乡的代价能够得以“富裕”，这也是个问题。而且，当代农民放弃农业就几乎再也没有回归的路。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113/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