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相关话题(3)

四、人类学视野

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的学科。既然农业—粮食对人类如此攸关，人类学对相关的话题、问题必然不会视而不见。这一学科对“三农”研究原本擅长，乡土、村落、族群、宗族、世系等皆是在大的范围内属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长时段历史。

中国的历史形态中永远存在着区域差异，“三农”当然不能例外。有关中国区域体系的问题，施坚雅(William )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建构了多种多样的常规模型用于分析和解释中国农业的情形，特别是村庄、乡镇和城市的关系方面，创建了所谓的“地理巨区”(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的体系和模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该体系对农民自身以及农民与其他群体间关系所产生的社会意义。”[16]65尽管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都承认这一理论相应的创建与创意。施坚雅通过对中国乡村的市场结构的分析，表明中国不是毫无差别地、随机连接在一起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13]85—86重要的是，传统村落和农业通过这一区域性的市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得以相对稳定的支撑。

西方人类学家对我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研究都围绕着这一基础的社会结构进行，比如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我国的人类学家大都自觉对“三农”进行调研，杨懋春、杨庆堃、田汝康等，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中国家庭制度的社会研究》，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等。此外，以萧凤霞为代表的对珠江三角洲的乡村研究，从早期的 “华南研究”升格成为今天的“华南学派”，如刘志伟、陈春生、罗一星、郑振满、科大卫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学家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类学“乡土社会”的本土范式。

在我国的乡土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村落构成是宗族世系。我国的村落，特别是汉族村落，典型的形制是由宗族分支所形成，即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呈现紧张局势，人们不得不离开原乡到外面寻找新的土地资源，宗族分支于是形成。当一个分支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村落时，开创者就成为“开基祖”。所以，许多村落以宗族姓氏为村名，然后再不断地推展，姓氏、人群也随之扩大，而成了“族”。“族这个单位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成员资格是家。”[17]61—62所以，汉族村落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亲属性的人群共同体。

逻辑性地，乡土社会的基础是所谓的“宗法制度”。就组织制度而言，宗族事实上承担着乡村的管理责任。在传统的村落社会，宗族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基层管理模式，它属于民众的自我管理，“基层社会的自治”式管理模式。[18]106费孝通先生将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称为“无治而治”，即“礼治秩序”，所遵循的是“同意权力”。[19]48—50也就是说，在传统乡村的重要事务由宗族代表在协商中解决，形成了各种乡规民约，大家共遵守。乡村中的“公共事务”，比如修路、修桥、宗庙的修建等，也由宗族自行解决，所需的费用，除了“公田”(族田)收成所产生的经费外，族内以捐款的方式集资解决。

实际上，传统的村落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形制。“公产”(族产)被特定人群共同体视为祖先遗产，具有家园所属关系，成为“家园遗产”，被特定群体作为集体认同的纽带和体现忠诚的对象。作为遗产的象征成为人们代际传承，且具有稳定的价值归属和纽带。[20]当今，传统的乡村形制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与变革，“两委”下沉到了基层乡村，这也为政府管理乡村提出了挑战，其中三个因素需要考量：一是下派的政府代表、代理如何与宗族、地方精英取得协同，特别是吸取传统的乡村管理经验。二是确认乡民为乡村的主体，毕竟那是他们的家园。如果他们失去主人翁意识，任何政府工程都将失败或事倍功半。三是调适、疏导因土地所有权变更引发的地方民众的危机感、紧张感和空虚感。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113/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