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当代村规民约与农村社区治理(2)

简言之，村规民约是村落社会的产物，经过士绅的提炼，逐步成为地方自治的一种工具。明清之时，经朝廷提倡，逐步加入帝王的训谕内容而演化为御用的工具。也就是说，村规民约本肇始于乡民的一种自然传统，经由开明士绅倡导，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在另一些时期内，则被皇权所吸纳、改造、强化推行，成为帝国治理乡村的重要手段之一。乡约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之一，与保甲、社仓、社学等联系在一起对于基层社会运行发生过重要作用。如学者所论，作为士绅推动的结果，乡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向上、向下两方面的积极效果。向上，经由地方官吏的关注和施政，引起皇权的重视并被纳入到国家制度之中；向下，走向民间和市场，成为民间社会自治的一种重要形式[15]。

二、双轨政治中的乡约角色

杨开道所著《中国乡约制度》描述与分析了乡约在中国历代农村社会组织中的发展、演变历程，费孝通则在中国传统双轨政治中进一步考察与分析了乡约制度的角色与功能。杨开道是费孝通最为敬仰的老师之一，费孝通也曾阅读过杨开道先生乡约制度的相关著作，因此费的论述也可以视作杨的论述的延续和深化[16]。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士绅阶层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层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面上，我们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事实上，一到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别结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绅士可以把压力透到上层[17]。

费孝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乡村的自治组织是因为某一地方社区的公共需要而自动组织起来的。地方的公共需要包括水利、自卫、调解、互助、娱乐、宗教等，当然也包括应付衙门。乡约就是地方自治的一种组织。同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面对面的社群”，乡土社会运行依靠一种文化的礼治秩序，追求息讼，村庄内部的矛盾纠纷往往不需要经过官府便能解决[18]。

事实上，在无为主义的地方政治中，县政府的命令只发到地方的自治单位，负责这些自治单位的董事和管事等地方领袖并不直接和衙门往来，由另一种被称为“乡约”的代表完成。乡约是个苦差，大多有人民轮流担任的，他并没有权势，只是充当自上而下那条轨道的终点。费孝通还生动描绘出乡约在上下勾连中的角色：“他接到了衙门里的公事，就得去请示自治组织的管事，管事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命令是违抗了，这乡约就被差人送入衙门，打屁股，甚至押了起来。这样，专制皇权的面子是顾全了。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政治活动也开始了。地方的管事用他绅士的地位去和地方官以私人的关系开始接头了。如果接头的结果达不到协议，地方的管事由自己或委托亲戚朋友，再往上行动，到地方官上司那里去打交涉，协议达到了，命令自动修改，乡约也就回乡。”[19]

一般来说，乡约的领袖称作“约正”或“乡约”，还有几人辅助约正工作，称作“直月”。约正和直月每年都会从公家领取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杨开道理想中的乡约形式只能在农村举行，要有具备高尚人格与满腔热忱的领袖人物，不需要政府强令举办[20]。起初，乡约的领导者由地方士绅或其他有威望的人担任，当其沦落为官方统治的工具之后，约正担当者的身份和地位都降低了，乡约效能也大大衰减。透过费孝通的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般化论述可知，村规民约这类民间组织机构要发挥作用，必须有地方权威人士出面主持或在背后支持，否则很难发挥效果。

三、20世纪以来村规民约的制度轨迹

自20世纪初开始，国家权力就开始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改造。一百多年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各种政治运动及国家农村政策的深刻调整，乡村的社会秩序赖以运行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不断变化与发展。

20世纪以来，为加强对农村资源的汲取能力，以及在战争、革命、建设中形成对农民的动员能力，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都加强了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21]。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家权力已经延伸到行政村，并形成村行政管理与生产合作社合一的“政社合一”的局面。在集体化时代，自然村落的许多传统社会组织由于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而变的相对松散、甚至解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为配合农村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改变农村国家权力撤出后的“弱社会”问题，一些地区开始恢复农村的传统社会组织，并制定乡规民约。譬如，1995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全书·贵州卷》的相关论述即表明了这种状况。兹作摘引如下：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113/4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