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人类学家是做什么的，他们如何看待死亡(2)

在21世纪，我们已经如此成熟，为什么还是选择躲在熟悉又安全的从众和拒斥之墙后面，而不能敞开心扉，想想死亡可能并不是我们害怕的那种魔鬼？她不一定骇人、残酷、粗暴，她可以沉默、安宁、慈和。也许问题在于，我们不信任她，是因为我们不愿去了解她，在一生中都不愿费事去尝试理解她。要是我们能理解她，也许就能认识到，我们可以将死亡作为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接受。

我们将出生看作生命的起点，将死亡看作生命的自然终结。但要是死亡只是存在的另一个阶段的起点呢？这当然是大多数宗教的前设，好教我们不害怕死亡，因为它只是通往前方更美好生活的入口。这种信念世世代代相传，安慰了许多人，可能正是我们的社会日渐世俗化所留下的空白，促使我们对死亡及其所有标志的那种古老的、本能的、未经证实的憎恶再次升起。

无论我们怀有什么信仰，生与死就是同一条线上必定相连的两个部分。一方不脱离另一方存在，也无法脱离。无论现代医药如何干预，死亡总是最终得胜。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最终回避它，专心改进和品味我们出生和死亡之间的阶段——生活，可能更好。

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的根本差异，就在此处。法医病理学追溯的是证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证据，死亡是旅途的终点。而法医人类学则重建旅途本身，也就是生命的全过程。我们的工作是将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身体的遗存结合起来。因此，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人类学在死亡一事上搭档工作，在破获罪案上当然也是如此。

在英国，人类学家和病理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属于科学家而非医生，因而没有医学资格证实死亡或死亡原因。现今科学知识持续拓展，病理学家也无法成为所有事情的专家，人类学家就在牵涉死亡的重大罪案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医人类学家协助解读与受害人身份相关的线索，由此可以帮助病理学家判断死亡方式和原因。在停尸台上，各个学科贡献技艺，互相补足。

举个例子。在一张停尸台边，我和一位病理学家面对的是深度腐坏的人类遗体，其颅骨碎成40余块混在一起。病理学家作为具有医学资格的从业者应判定死因，她认为，死因很可能是枪伤，但还不确定。她将灰色金属台子上那一堆白色骨头碎片检查了半天，很是沮丧，对我说：“我没法辨别这些部位，更别提把它们组装起来了。那是你的活儿。”

法医人类学家的职责首先就是帮助确认这个人生前是什么人。他是男性还是女性？是高还是矮？是年老还是年轻？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骨骼有没有外伤或疾病的表征？有的话就可能联系上医疗或牙齿治疗记录。我们分析骨头、头发和指甲的成分，是否能说明这个人住在何处，吃哪种食物？在眼下这个案子里，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人类三维拼图，不仅揭示死因（确实是颅骨枪伤导致死亡），而且显示死亡方式？收集了这些信息，完成拼图，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年轻人的身份；并且我们确认子弹是从脑后射入，从前额双眼间射出，从而验证了目击证人的证词。这是场近距离射杀，受害者跪着，枪就抵在他的后脑上。他只有15岁，是因他的宗教信仰而被杀的。

另一个案子也可反映人类学家和病理学家的共事关系。案中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在屋外街道上撞见了一伙正要砸车的少年，被殴打至死。他的身体曾被拳打脚踢，致命伤在头上，表现为多处颅骨骨折。在这个案子里，我们知道受害人的身份，病理学家可以确定死因是钝器创伤导致大量内出血。但她也想在报告中指出死亡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最可能的凶器种类。我们辨识出每一块颅骨碎片，将它们重组，然后病理学家就发现，由锤子或类似形状的凶器在头部的一次击打，造成了一处集中凹陷骨折和多处放射状骨折，导致颅内出血，最终致死。

对一些人来说，生命的起点到终点之间有漫长的距离，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而对这些谋杀事件的受害人来说，生与死之间的间隔就短多了，有时可能只隔着飞速流逝的宝贵数秒。从法医人类学的视角来看，长生当然好，生命越长，其经历就会在身体上书写和存储更多的痕迹，遗体上的印记就会更加清晰。对我们来说，解锁此类信息就犹如从书里阅读，或者像从U盘里下载一样。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趟尘世旅程最糟糕的结果就是生命被截短，但我们如何评判怎样算是短命？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出生之后活得越久，生命迟早要结束的可能性就越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90岁时都比20岁时更接近死亡。从逻辑来说，比起眼下此刻，我们以后与死亡的关系只会更近，不会更远。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