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轮椅人，美国人类学家自传：唯一的残疾是(3)

在与残疾有关的所有心理综合征中，最普遍也最具破坏性的是自尊的根本丧失。这种自我受损感的习得，被欧文·戈夫曼称之为“污名（stigma）”或“受损身份”。在我最初坐轮椅的那几个月里，这种丧失感愈来愈大。退缩只会更加损害残障人士的主观情感，进一步降低他的自我价值，情绪进而表现为羞愧。

墨菲去世的消息在美国报纸刊发刊发，其影响了很多残障人士

手术失败的被独立和隔离让我正视现实：把死亡当作生命的礼物

学者剖析美国社会的偏见：污名化、模糊人、美国理想的背叛者

从字面上看，残障人士似乎永远是肉体的囚徒，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与生俱来的囚犯。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制造的围墙里，透过文化铸起的藩篱，透过恐惧磨炼出来的铁栏，凝视着外面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脱离之前的环境，重新发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残障人士——以及我们所有人——将在思想的轮廓和想象的传递中找到终极的自由。

残疾人唯一的残疾是过早的放弃，这是生命的早亡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右）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左）

对残障的研究是一扇独特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个人与社会的斗争，因为残疾人不是一个特殊群体，而是人类状况的隐喻。残障可以展现出人性赤裸裸的本质。

也就是在这几个月里，我开始认真思考死亡，尽管这已不是第一次。我接受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死亡不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存在状态，而是一无所有。我对死亡的沉思，直接源自我在轮椅上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给我带来被隔离和孤立的感觉。

责任编辑：李念

在我们的美国神话中，独立的个体带来了秩序、正义和财富。英雄是一个脱离了群体生活和文化存在的原生形象，同时他又使群体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他代表了一种对拥有独立的力量，以及不受他人影响而能改变他人的能力的梦想。毫无疑问，残障人士是典型的美国式反英雄。

新近瘫痪的残障人士以残缺的身体和崭新的身份面对世界，这本身会使他重返社会的道路变得微妙而力所不及。在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对残障人士的偏见和对他们社会地位的贬低已经司空见惯。最极端的表现是对他们的回避、恐惧和赤裸裸的敌视。正如欧文·戈夫曼 1963 年在他的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写道，残疾人与有犯罪前科的人、某些少数民族和种族的人、精神病患者等一样，都处于一个较低的社会地位。一个人要想充分参与社会，最大障碍不是他的身体缺陷，而是社会所附加的一系列虚构、恐惧和误解。

对于应该帮助残障者的劝告，我们会在安全距离以外践行。我们向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和肌肉萎缩症协会等组织捐款，或者向乞丐的杯里扔硬币。这样，身体健全的人既可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又不用靠得太近。他们通过慈善的行为强调与残障者的区隔以及自己的完整无缺。这些相互矛盾的善意和拒绝，使得“如何对待残障者”成为价值观冲突的巨大舞台。

　　作者：墨菲 邢海燕

医院的残疾人康复群体内，人们以前的身份被剥夺，降级到无形中“患者”的状态，任何在这些机构中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患者通常是平等的，他们会忽视对方以前的社会身份差异。

这顿晚宴也是我重新融入社会的一次机会，它似乎与某种仪式有关。确实起到了“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的作用。按阿诺德·范·盖纳普 的术语来说，“通过仪式”是指那些仪式场合的称呼，标志着一个人从一种社会身份向另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从男孩到男人，从女孩到女人；从单身到结婚，从生到死，而我的仪式见证了我作为一个残障人士在公共场合的再度出现。在这样的活动中，一如既往地会有个简单的招待会，每个人都在聚会中边吃边聊，参与者都是我当教授时有过互动的人。在场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学院院长，哥大所有的人类学者，以及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出席了晚宴。到场的人很多，观众的反应甚至比预期的还要热烈。

从第一次诊断出肿瘤，到开始轮椅生活的这段时间，我越发意识到我失去的不仅是健全的双腿，还失去了自我的一部分。不仅人们对待我的方式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同了。尽管有许多亲朋好友的强力支持，我依然感到孤独与隔阂。甚至更糟糕的是，我过去曾有的一切都在逐渐减少。这对于一个从贫穷的孩子摸爬滚打到站稳脚跟，走向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来说，尤其令人恐惧。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2/0811/8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