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茶卡盐湖的工业开发与景区生产从(2)

从秦汉以来这里就出产青盐，青盐在明代已享较高声誉，时常作为朝贡方物进献朝廷。据记载：“西宁番僧剌麻罗呐室哩等贡舍利、青盐，赐彩币等物”[19]1356。结合区域史来讲，明朝在统治河湟地区时，沿承并完善了一套以“茶马贸易”为代表的朝贡制度。本质上，是以经济手段对番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并与其设置的政治机构及管理方式相配套。可以说，通过朝贡与赐赏或者说“本土与异域之间‘礼尚往来’的物化程序”[20]，使得作为“贡盐”的青盐被赋予了超越其自然属性的政治意涵，或者说这个进献程序在宏观上表征着茶卡盐湖及其番族地区被纳入到了中原王朝与地方社会的隶属关系之中，微观上也体现在譬如当地卫所“官军取用青盐，毋令纳钞”[19]172这样的主从关系当中。虽然这种“上下”间的“礼物流动”在明朝后期逐渐衰微，但此种关系依旧存在并一度维持着国家意志在地方社会的延伸。但时值明末，蒙古族进驻青海，茶卡盐湖因“邻蒙古郡王额尔得尼、额尔克托克托奈、贝勒达什策令地界”[21]59，则归其所有，但此湖又成为清代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政治空间。其直接缘由在于雍正二年（1724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清廷认为蒙古诸部能够在短时间实现联合是因为“至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其间水草甚佳、林麓茂密，乃弃此不守，以致蒙古诸部占据大草滩之地，将常宁湖为牧厂，是以各处相通，竟无阻碍。”[22]333基于此，清廷开始对上述各地及其区间实施“修城驻兵、添设官弁”[22]334等一系列的防御措施。同时，年羹尧“以西海盐池自古皆属内地，且蒙古往来必由之道，疏请收复盐池。但复议后清廷认为若盐池驻扎官兵，恐生事端，应停其驻扎盐池。仍照前例，任蒙古人等入口贩卖。”[21]288故此，该湖之权属至民国时期并未发生大的变动，但青盐却又成为了周边社会联结当地蒙古族王公的关键之物，并在其产销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生产上，“青盐池，盐系天成，取之无尽。蒙古用铁勺捞取，贩至市口贸易，郡民赖之”[21]59，“并无行引课税”[21]288。在销售上，“内地人不能前往，惟蒙古驮载至县属之丹噶尔地方”[21]288；“或丹噶尔所属乡民，有认识青海王公者，送以菲礼，来往转运贩”[23]。可见，从明至清，富足的湖盐资源连同重要的交通区位，都是影响本地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作为自然之物的青盐既是当地联结“上下”关系的特殊媒介，也是本地沟通“内外”关系的社会之物。同时，这两套关系中的“物”又随时代的变迁，其物质重要性不断凸显，同时它的背后也呈现着地方社会的发展图景。在清同治以前，“西宁道属各县及西部广大牧区尚未实行官盐专卖制度，民间所需食盐均为自由贸易。”[1]157但在清代晚期，内忧外患的时局致使对青盐征税可增加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于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在湟源试办盐局，对茶卡盐开始征收课银。由于多种因素所致，此法并未取得实际收效。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为筹集借款，始将西北盐业纳归中央”[4]并于民国3年（1914年）“在兰州设立花定榷运局并将湟源盐局改为其分局，旨在管理青盐的运销和税收”[1]3。重要的是，民国4年（1915年）马麒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由此独掌青海的军政大权。“为满足宁海军日益扩大的军费开支，开始包揽青海盐务。”[3]同年，“马麒取消榷运局的统购统销政策并派其外甥马辅臣开设‘集义盐栈’，既以包商身份承揽茶卡盐的购销业务”[1]157，也向“榷运局承包湟源盐局盐税”[2]27，其实质不言而喻。青海建省后，国民政府通过与马麒多次协商、新设湟源盐场公署等方式，试图将茶卡盐业收归中央管理。期间虽有过一些进展，但后期一度被马步芳所把持。

综上来讲，青盐因其氯化钠品位之高，历来就是一种天然的食用盐，但青盐及其盐业不仅仅是自然之物和自由市场经济，还融入了王朝政治和地方权力的互动与交换、国家力量和军阀势力的让渡与抗衡。由此，同构了一种多元复杂的经济场域和政治图景，而且“上下、内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贯穿于青盐的经济交换和盐业的市场秩序之中。可以看到，明代中原王朝对当地的盐业影响很深，然而，从明末至民国时期的茶卡盐湖虽由蒙古族王公所享有，但“青马”军阀却一度主导青盐市场的控制权。可以说，历史表相上的青盐自由市场经济，正是这种权力博弈的附庸及其历史本相的投影。而盐与权的转换也在为青盐的产销、定价、税务和管理机构等等构成自由市场经济的诸多要素制定“盐法”，而且这些要素也能够相互作用、借力、生产和发生转换。即便是在民国时期，盐法的确定既不是“由盐务管理局来决定，也并非仅仅由经济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而是不同政治权力讨价还价、各方社会利益相互妥协的均衡结果”[24]。总之，随着清末以来西北政局的变迁和“青马”军阀的崛起，茶卡盐湖被卷入到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当中，它的重要性虽然就像是柴达木盆地这个“聚宝盆”中的一柄“金汤匙”，但时常被多种力量所“把玩”。然而，它的湖盐资源和使用价值得到规模性开发与进一步利用，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茶卡盐业收归国有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青盐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被赋予新的权力（咸之权），而此种权力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权之咸）”[24]。与之相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这里带来了工业文明，这也使得茶卡盐湖进入到矿区的空间生产之中。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2/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