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全都是罪人康德对趋恶的倾向的普遍性的证(3)

因此，在康德看来，趋恶的倾向不是个人的属性，而来自于整个人类的自由的属性。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吕超认为，“人性指经验揭示的人类种族的道德品格，在这重意义上，恶习也是属人的”。[11](p69)这一点可以得到康德文本的印证，因为他已经为此提供了一个隐藏的论证：《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第一章的引言表明，康德试图用人类学证明人这个族类是善的还是恶的，要证明的不是就“单个人”而言的善恶本质，而是“整个族类”的普遍的本性，因而这种意义上的善恶才能成为“生而具有的东西”；而证明族类的善恶的根据在于“人类学的研究”，因为只有人类学才能证明“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把一个人作为这种[善恶]特性的例外，因而这种特性也适用于族类[……]”（Rel.6:25）。

那么，隐藏的人类学研究发现了什么呢？关于趋恶的倾向的经验。在一处地方，康德承认恶的案例只是对恶的普遍性的证实而非证明，真正的证明是前一个章节的命题（Rel.6:39）。而这个证明隐藏于前一章节的一个观察：“在人这里，即使是在（就行动而言）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趋恶的倾向”（Rel.6:30）。那么，这种普遍的观察又从何而来？《实用人类学》给出了答案：源于人类学经验，“毕竟经验也表现出，在他[人]里面有一种积极欲求不允许的东西的倾向[……]，也就是说，一种对恶的倾向”（Anthropologie，7:324f.）。

当然，从人类学的普遍经验到“他们全都是罪人”的道德判断还有一个跳跃：海纳·克莱默（Heiner Klemme）发现，《实用人类学》里“对趋恶的倾向”的经验观察局限于现象世界，《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趋恶的倾向则是理智世界的任性运用其自由的产物，他因此认为趋恶的倾向是康德为了论证伦理共同体的意图而临时提出来的。[12](p144-149)康德也许有这样的意图，但克莱默的理由却是不成立的：如王强所言，经验现象和理智世界虽然构成了一个二元结构，但这个结构是可以沟通的，“先验形态的追溯正是从经验领域进入的。”[13](p98)

那么，如何克服从人类学经验到理智世界的道德判断之间的跳跃？如何在这个二元结构中实现沟通？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提出了“两个法庭，两种审判”的理论，用以将人类学经验上升为道德判断。根据已有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法庭，它们按不同的尺度判断两种不同对象”:[14](p149)一种是经验的判断，一种是理智的判断。经验的判断里，人只能“按照一种经验的尺度”评判“显象中的人，亦即经验使我们认识到的人，就德性而言予以评价”（Rel.6:24）。人的德性是“战斗中的意念”（KpV 5:85），当它出现在经验世界中时，会表现为一种执行道德义务的强制力：“具有内在自由的任性可以设定道德的目的，它可以作为种种‘有效力的对抗’以制服感性偏好”。[15](p87)因为意念是自由的产物，所以它位于本体世界，局限于现象世界的人们只能用一种“经验的尺度”来间接地衡量它，即德性的力量所要克服的感性诱惑——趋恶的倾向。经验的道德判断之上则是理智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被康德称为“属神的法庭”，人们在这种法庭中按照“理性的理念（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评判“德性自身”（Rel.6:24）。理智的道德判断的对象是“德性自身”，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一个恶的意念和一个善的意念（准则的内在原则）”（Rel.6:22），即康德所说的“理智的品格”（Rel.6:37）。意念（Gesinnung）是任性的自由“采纳准则的原初主观根据”（Rel.6:25）。这种判断的标准是理智世界的德性，即神圣的意念（Rel.6:60f.）。

因此，如果人类学观察显示每个人都有趋恶的倾向，哪怕这个倾向只是经验的判断的结果，哪怕它处于倾向的最初阶段，它都是人的自由任性的无能和滥用而产生的恶果（Rel.6:31）。既然感性的倾向是人类学上的普遍现象，那么我们不需要直接认识人的意念——这也是不可能的——就可以推知每个人的意念都是恶的，因此恶是人的本性。

因此，康德对“趋恶的倾向”的普遍性的证明隐藏在人类学经验之中，经验中普遍地抵抗德性的感性阻碍上升为对人的意念的理智的判断，可以得出“他们全都是罪人”的道德判断。

三、基于批判哲学的人类学经验

根据本文第一、第二节的结论，从善恶的可能性到恶的普遍性事实之间存在一个跳跃，而康德基于人类学经验的道德判断以隐藏的方式为这个跳跃提供了证明。但是，这种人类学经验又是何以可能的？为什么我们无法经验到一个不伴随任何趋恶的倾向的好人？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27/6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