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引发的社会演变(2)

所以，歧视武汉，就是歧视自己，防了武汉就须再防本地。如今的两难困境是：当每个地方都在成为“武汉”的时候，放松防范就可能扩散病毒；而扩大隔离、排查乃至阻挡、跟踪、交代、举报，则会损害人，伤及各地。具体事例可参见一则发布于四川阿坝的《公告》：一位湖北籍女性1月21号由武汉赴川，抵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后查出已染“新冠病毒”。为了防范与之接触的二度传染，地方部门在网上公布了该患者的行程细节，其中的环节包括何时何地停留休息、用餐购物、上洗手间……精确仔细，几无遗漏，全面得令人惊叹。公告还要求当地民众以此为参照，报告与患者有接触的其他线索(3)微信号“健康阿坝”：《阿坝州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群防群控工作的公告》，

从技术上说，这样的监控和发布已非难事(图2)。然而一旦因局势所迫而将同样的举措扩展至数以万计的人群之中，情景会不可想象。相比之下，倒是另一种方式值得赞许。与网上公布患者姓名、行踪等细节的做法不同，一些电视媒体后来在采访播映时运用面部遮挡等技术对当事人隐私、尊严和权利加以保护，堪称危机中的审慎，体现了疫情中的温情、理性下的自控。

图2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分布图(4)资料源自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疫情报告。数据统计截至北京时间1月30日上午10时。

这是应当肯定的，因为说到底，我们都是“武汉人”，都处在突发疫情威胁下，需要与病毒齐心抗争，需要人与人的相互关爱。

二、都是生物体：文化观念的人类学根基

2020年1月30日，媒体报道北京的王广发医生被治愈出院。此前不久(1月8日)，身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的王广发被派往武汉，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当地疫情的检测核实。两天后(1月10日)，王医生对媒体宣布，整体疫情“可防可控”。过了6天(1月16日)，王由武汉返回北京，随后就因发热、咽痛等症状入院治疗，21号测出感染“新冠病毒”，随即被转入地坛医院隔离救治(5)北京晚报客户端：《王广发治愈出院，系首位确诊感染的专家组成员》，2020年1月30日；中新社北京1月23日电 ：《独家专访王广发：我是怎么被感染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丰，张伟泽，陈宝善：《北京累计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消息称：“该患者症状较轻，所以治疗比较顺利。同时也提醒广大群众，每个人都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王广发专家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引起各界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其“可防可控”的说法是否妥当，以及身为视察专家为何还会染病。

各界的质疑固然具有现实意义，但透过现象表面，需要深入探究的是：医生、专家以及拥有其他身份头衔的人就不会被感染、不会成病患了吗？答案是没有例外，依据只有一个：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生物人。

长久以来，随着人类世界的不断演进更新，受社会进化论误导和阶层分化的表象遮蔽，人们对于自身的本质认知逐渐陷入普遍偏见，在身份认同上日益固着于社会等级和文化差异，而忘却了所有个体的生物属性。于是在四面八方都一味强调本地、本族、本国等各种同类并以其为中心的时候，明显忽略了彼此间在生物层面的共同性和根本性，把“我们是谁”的问题锁定在相互对立的文化牢笼中，造成了人类属性的生物疏离。

然而正是在作为生物人的层面上，“新冠病毒”不会因王广发是不是医生、专家或主任及其“可防可控”的言说是否妥当而改变感染途径或减弱毒力。同理，针对他变为病患后的疗治也不该受身份地位影响而有所变异——作为“新冠”的确诊病人，王医生的病痛症状和传染危害与其他患者别无二样，至于能否自我康复、是否传染他人则取决于其个体的免疫系统和社会的救治措施。

由此看来，2019年底以来发生的“新冠病毒”事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提醒人类重新反省自己作为生物种群的内在性和统一性，进而从生物分类的整体上，认识“微生界”与“人类界”的区分和关联。

这就需要回到对生命属性的基本认知，重新探求文化与自然的内在联系。

依照人类学的基因研究，现代智人源于非洲，学名Homo sapiens，简称“人类”。该物种大约在20万年前形成，而后陆续走出非洲，遍布全球，在漫长过程中因地制宜、竞争淘汰，形成了表面以族群、地域及语言、习俗等为界的不同文化(图3)。中国人类学家李济把Homo sapiens汉译为“有辩的荷谟”，强调人类在生物与文化上的融合[3]。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513/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