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解读(4)

从这些考古文化的性质、特征看，上述古族皆已进入农业定居的阶段，即使是地处今内蒙古中南部与陕西、山西一带的作为白狄祖先的黄帝部族，也基本是以农业为主［3］261-263，300-301，兼营畜牧业。其粮食作物主要是粟，黄河中游一些地方已种植有小麦，其下游及江淮流域则已有了稻的种植。他们的聚落形态也较过去先进，出现了较大型的聚落。一个较大型的聚落下面更有一些中型和小型的聚落，形成了一些学者所称的“都、邑、聚”这种聚落群结构。其中一些大型聚落上面还建起了城址，以维护住在里面的族邦领袖和贵族。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各族邦内部的等级分化和财富的不均（这在各地的墓葬中亦多有发现），意味着社会正处在文明的前夜。

五帝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据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四阶段进化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应当属于酋邦阶段。也就是说，上面我们说的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所谓邦、国，其实都应是酋邦组织，或复杂酋邦组织。

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有关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理论，一般国人喜欢称为“酋邦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在过去人们理解的氏族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加进了酋邦这样一个阶段，因而使得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起源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因此十分有利于我们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研究，也有利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上面谈到，我国五帝时代乃是一个“天下万邦”的局面⑦，这一个个的“邦”，实在就是酋邦。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邦”，在我国古代文献或古文字中又往往称作“方”，或称作“国”，“天下万国”也就是“天下万邦”。今学者或笼统地称它们为方国，或邦国，也就是现在一些考古学者所说的“古国”。这些“古国”的性质并不是真正的国家，而只是酋邦。今从事聚落考古的学者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也是这样一种状况，如上所述，其时社会由许多的“聚落群”所构成，每个“聚落群”实际便是一个个的酋邦。聚落群的这种“金字塔结构”（或者“都、邑、聚”结构），实际正是酋邦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些酋邦有大有小，其中一些较大型的酋邦可称之为复杂酋邦，但其性质仍然是一种单纯的氏族结构。酋邦并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那样，由不同血缘亲属关系的人群组成的社会组织。

当龙山文化时期，我国的酋邦社会已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些地区的酋邦组织或可上溯到仰韶文化中晚期。再进一步，便要进入国家社会了。文献表明，我国的早期国家即是在一个地域内由一个较大的酋邦联合若干个势力较小的酋邦组成的。例如夏代国家，即是由夏后氏在古河济之间通过联合该地区众多本姓族及他姓族的族氏治理本地区发生的洪水，通过集中使用众氏族部落的人力物力，从而树立起自己凌驾于各族氏之上的威权，才建立起来的。由五帝时代的酋邦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这一历史进程，是可以从这一过程中看得很清楚的。

结 语

综上，五帝时代作为中国夏代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其存在是客观事实乃是讨论五帝时代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五帝”的名号产生虽晚但并非后人层累地添加进中国古史，其来源大致可信，多出自后世一些著名氏族对祖先的追忆。因此，五帝有不同说法和不同排列顺序也是与古代民族的多元性、非单一血统的性质正相吻合的。五帝时期尚处在一个“天下万邦”的状态，一统观念尚未出现，因此“五帝”不可能是前后相继的五位大一统君主，只是不同氏族部落的首领。“五帝”为代表的古帝是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后世所谓“五帝谱系”实乃后世民族融合的产物。“五千年”只是理解五帝时代的约数，五帝起始年代的上限应在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300年。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应大致对应五帝时代，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农业定居特征，而且其社会发展也更接近于“文明前夜”的特点。根据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四阶段进化的理论和具体实际，五帝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也是国家社会形成之前的一个重要时期。

注释

①参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和昭公七年。②参见《左传》文公十八年。③参见《国语·晋语》。④参见《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⑤相关论点见许顺湛先生的《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⑥参见《战国策·魏策》吴起之语。⑦参见《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等相关记载。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10/7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