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政治的历史演化对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反思(2)

真实的历史进程则是，在一些没有历史传统和文化整合的新兴国家中，部族、族群是其重要的认同归属。在认同的序列上，对部族、族群的认同可以压倒对新兴国家的认同。二战之后，一些国家能够走向独立建国而不是分崩离析，源于国家认同的建构不是通过对内整合生成的而是通过对外区别生成的，“不是源自于人们的内部生发，而是在回应外部力量介入时展现出的一种模式”。[注]John , , “New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TheoryandSociety, Vol.23, No.1 (Feb.1994), p.39.内部可能具有族群多样性，但因为与外部比较具备了较为同一的身份，这才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以菲律宾为例，这个混杂了土著人、梅斯蒂索人、华人等多个族群的区域，在民族主义思潮的熏染下，到1890年时把菲律宾“用作这个家园上全体人民的称谓，他们最终包含了以上所有类别的成员，执拗地归于自身一种共有的菲律宾属性”。[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二战结束后，借助对外而言的身份同一性，菲律宾成为主权国家，但族群冲突一直存在，曾经被遮掩的问题形成了历史反噬，现在族群冲突问题是菲律宾内部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

由于族群政治尤其是其中更为鲜明的部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认同政治，这就造成从国际政治研究视域研讨族群政治问题，不能再依赖于现行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现行国际政治研究方法重点强调对物质因素的重视，对体系或结构的阐释，对囚徒困境的剖解，对博弈效果的衡量(零和博弈与正和博弈，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等)，这些看似科学化的方法却无法较好地用于认同政治研究。要展开对认同政治的研究，曾经被国际政治研究所抛弃的思想研究和地方性知识应该实现一定程度的回归。

其三，研究族群政治，有助于我们突破国际政治研究中主权国家思维的束缚。族群冲突除了“会危及所发生国家的领土完整，对它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还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使整个地区不稳定”。[注]Karl Cordell，Stefan Wolff，“TheStudyofEthnicConflict：AnIntroduction，”in Karl Cordell, Stefan Wolff, eds.,RoutledgeHandbookofEthnic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1.族群问题会溢出国家边界形成区域乃至全球问题，这是国际政治研究要加大对族群政治研究力度的动因。但这一问题又与同样能够溢出国家边界的环境问题、疾病问题、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重要区别。环境问题等溢出国家边界只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溢出，而族群问题溢出国家边界则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溢出，在一些典型的案例中出现的状况是族群边界与国家地理边界的错位，从而诱发族群的跨境联动。

族群问题跨越国家边界引发的反思是，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研究主要以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作为起点和终点是否恰当。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开始，主权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强调领土边界。国与国之间的领土边界自此由模糊而清晰，由前现代时期的大体山河分野发展到现代的清晰而垂直的地理分界线，“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图，整个世界都被进行了精确的领土划分”。[注]Michael Billing,Banal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20.由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地缘政治阐释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础设定。但在族群跨境联动的典型案例中，不仅存在着行动层面的族群跨境关联，还存在着对既有主权边界进行政治重构的诉求，一些族群就像曾经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对地理、地图的强调那样，它们也在“把一块地方政治化”，[注][西]胡安·诺格著，徐鹤林、朱伦译：《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这块地方往往就是两国或多国交界处的族群跨境关联所在。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库尔德人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库尔德人逐渐意识到制图学的重要性，他们制定了族群地图和边界地图”。[注]Maria T.O’Shea，TrappedBetweentheMapandReality:GeographyandPerceptionsofKurdist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44.二战结束后，因为诸多因素，库尔德人散居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四国交界处，库尔德人的跨境联动成为四国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但族群问题在溢出国家边界同时，国家边界同样在对族群的跨境联动实现规约，也即意味着主权国家在通过努力将族群问题限制在自己的边界范围内，避免问题更加复杂化。在不同的具体案例中，主权国家的这种努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也意味着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政治，国家边界和族群边界互为主体，使族群政治的结果不再是单一向度。而要深入理解、阐释这样一种主体间性政治，突破主权国家思维的束缚是必要的。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26/7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