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2)

但是居于哲学思辩和政策设计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处在边缘地位。到我进大学的时候(1990 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在 1980 年代末之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巨大的风波之后，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争论失去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技术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自觉不自觉地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工作者视专业化的实证学术研究为其主流活动，专业上的自主性成为主要的追求。当建构自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相当有限。

比如，对一个事实现象应该怎样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从哪里开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于是导致了对西方理论的深切渴望，和对自己不足的莫大焦虑。“海归”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学生的额外尊敬。“你用的是谁的理论？”成为了一个甚至在闲谈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说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将会是一种尴尬。大量的西方理论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不少翻译生吞活剥，无法卒读。（比如，我发现的一个令人吃惊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贝马斯一本书中的“后现代主义”被译成了“邮政现代主义”！）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对理论和貌似理论的说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觉得神秘莫测，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读博士在当时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把它看成是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要去寻求人类学的“真经”。

牛津在表面上满足了我的理论饥渴。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正流行所谓“流散国外”( diaspora )的说法。“流散国外”宣称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文化、历史、认同等等。它把人类学从 1980 后期开始的文学化或者文本化趋势推向极端，用相当复杂的语言层层缠绕，无穷辨证。我事后体会到，这些研究经常没有什么关怀或者问题。它们要说的是一种状况，一种情景，和这个情景下的个人体验。它拒绝清晰的定义，拒绝严密的推理，强调一切真义都蕴藏于文本的叙述之间，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我去那些研讨会或讲座，只能听懂其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对这个范式做重新的思考，反而让我变得更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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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波德林（Bodleian）图书馆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后不久，就要决定自己的论文选题。我要做非中国研究的心不死。当时我对印度或者澳大利亚所知甚少，甚至毫无兴趣。我本来想做东南亚，但是担心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比较深，现在又有大量华人在，怕别人认为我去外国找中国的影子。我也因此觉得，东南亚和我自己的背景差别不够大，不能达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彻大悟的效果。

同时我也想过非洲。非洲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甚至是全世界的社会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类学理论。非洲对我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但是考虑到我学英文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再学第三种语言并不现实。最后在综合考虑下，我选择了印度。对语言的考虑也促使我将“技术移民”确定为目标群体，因为那样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访。而我选择悉尼作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则是因为我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要低于绝大多数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从直觉上判断，我认为研究澳大利亚应该比已经引起广泛兴趣的美国更有趣。

尽管我是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 ( probationer research students )，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 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 ) ，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做无力挣扎 (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厚实论文”。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397.html